靜下心來 深耕生活 鑄造佳作(艾斐)

有了房間，不等于就有了作品。文/任大戈 漫畫/王鳳桐

　　選自《文學自由談》雜志2010年第六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對文藝寄予厚望，指明方向，提出要求。那么，怎樣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盡快袪除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現象，徹底解決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并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優秀作品，激情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剛健而藝術地彰顯信仰之美與崇高之美呢？

　　一個最為緊迫、急切的問題，就是必須靜下來、“沉”下去，深入改革前沿，扎根群眾生活，徹底擺脫功利與浮躁之心的羈絆，真正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置身改革前沿，感受時代脈動，聆聽大地足音，體悟百姓情懷，全身心地迎著時代韻律而直抵生活的內質與底蘊。

　　一

　　優秀文藝作品的產生需要許多條件，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創作主體必須心中有人民，腳下有生活，筆墨中充滿真情實感，聲韻中高揚時代精神，誠如習總書記所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倍�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靜下心來，克服浮躁心理，摒棄功利欲望，全身心地走向時代前沿和深入生活底層。只有這樣，才可望創作出觸摸時代主脈和深得大眾喜愛的優秀作品來。否則，如若只在時代大潮的邊沿和生活洪流的表面浮光掠影、淺探輕撈，那就永遠也無法擷獲時代的魂魄與生活的本質，當然就更無法深耕人性的內蘊和探賾心靈的奧秘了。

　　人民和生活對于創作來說，永遠都是第一性的。任何其他藝術要素，都只有在這一大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和彰顯價值。如若這個大前提不存在了，那就會使任何新穎的形式、新奇的想象、優美的語言和華麗的辭藻都統統失卻光彩乃至變得毫無審美價值。曾幾何時，這種現象竟在不意之間襲擾著文壇，致使拓模子、炒冷飯、追時髦、玩技巧之風漸次盛行，從而造成了許多缺乏思想的平庸之作、媚俗之作和所謂的“唯形式”與“純藝術”之作廣為流傳。習總書記所說的“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

　　近年來，如果只從數量上看，創作果真是豐收了，但是精品如許？佳作幾何？這顯然與龐大的數量不成比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數量與質量的明顯落差呢？問題就出在疏離人民與缺乏生活這樣兩個關鍵環節上。而造成此種虛脫現象的重要原因和典型表現，則主要在于浮躁情緒太盛、功利欲望太強，并由此而導致了遠離生活與人民的作品頻有所現。文藝創作是一種極具創造性和創新性的精神勞動，它不僅需要思想引導和智能支撐，而且更要有美好的情愫與飽滿的生活始終融貫其中，與之結伴而行，成為提掖和驅進創作的原動力。即使在這一切條件均充分具備之后，韌勁和耐力也仍舊不可或缺。因為無論對生活的體驗和認知，抑或對藝術的把控與磨煉，都需要有一定的功力和時間來保證。只有久久為功，才能鑄成佳作。丹尼爾·平克在《驅動力》一書中指出，每個人都有兩種思考方式，一是功利的，它誘導人不擇手段地去追求短期利益。二是無私的，在使用這種思考方式時，人自會有意識地去做對社會有益的事。作為文藝家，自然應當選擇第二種思考方式。因為文藝的最高旨向和最終功能，在于通過藝術感染和思想教化而向社會傳遞真善美，并以審美為媒介而引導人們崇尚正義，追求真理，走向進步與光明。

　　許多成功的文藝家，是這樣走過來的。從《離騷》《史記》《紅樓夢》，到《紅與黑》《戰爭與和平》《老人與�！返�，它們之所以會成為名作并得以傳世，其核心密碼就在于它們的創作動機和成書過程，完全與功利思想不搭界，更沒有被浮躁和焦慮之心所俘虜。魯迅之所以能夠成為魯迅，就在于他的全部創作都在于“為人生”并“改造這人生”。舉凡獲得諾獎的作家，大抵都會對自己的獲獎感到突兀和驚異，因為他們原本進行創作的動機和目的，并不都是為了去沖諾獎，而只是懷著一顆平常心，對自己的生活感受加以藝術化的表達。像2013年度諾獎得主愛麗絲·門羅，不就是一個帶孩子、做家務的家庭主婦么！她36歲時才出版了第一本書，且常常是一邊洗衣、做飯，一邊尋找空隙寫作。冥冥之中，似乎“無心插柳柳成蔭”倒成了一個文藝創作的潛規則。探其奧妙，無非是功利心太強，必然會急于求成。而一旦急于求成，則又必然會產生浮躁情緒和焦慮心理。無奈創作過程一旦被浮躁和焦慮所控制，其創作者當然就無心升華思想、無意深入生活、無力探尋藝術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勢必要造成精神的枯萎與創作的衰敗。

　　二

　　靜下心來，“沉”入底層，深耕時代大潮，精益求精地進行創作，是鑄成精品佳作的必由之路。這就要求作家必須改變以往的思維方式，必須從價值觀上找到真癥候，并予以徹底診治。價值觀是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最終體現與直接表露，不同的價值觀自會有不同的索取目標和追慕方向，并天然地決定著與之相應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方式。

　　為什么會心靜不下來？又為什么會身“沉”不下去？表面上看是浮躁，而根源卻是由于功利心的膨化與炙烤。所以，要厘清和解決這個問題，就首先必須厘清和解決為什么創作和為什么人創作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或解決得不恰切，就勢必要對創作構成最為直接的消極影響，并會導致在文藝方向上誤入歧途。歷史是現實的鏡鑒，一部長長的文藝史所訴之于世的一個至理，就是沉靜生哲思，精構出佳品。正因為曹雪芹有過“十年辛苦不尋�！钡慕洑v，才會促成《紅樓夢》的熠然問世。而列夫·托爾斯泰則坦言，《戰爭與和平》的創作不僅耗去了他數年時間，而且也幾乎熬盡了他生命的儲藏。創作的法則與藝術的規律表明：只有深入，才能燭知；只有深耕，才能透辟；只有深切，才能感人；只有深刻，才能濟世。如果屈原、司馬遷、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們都是沖著名利而空寫生活，那就斷然不會有《離騷》《史記》《戰爭與和平》《人間喜劇》的問世。唯有作品自身，才是文藝家的立身之本與責任所在，而只有醒世之作和經世之作，才能賦予文藝家以崇高的價值與永恒的意義。

　　任何文藝，皆當以反映生活和表現時代為己任。所以，生活與時代便是文藝的終極對象和根本源流。一旦脫離生活與時代的哺養和澤惠，文藝定當會歸于枯萎。事實上，離開生活之“質”與時代之“魂”，文藝連表現的對象都沒有了，它又怎么能豐滿地存在、鮮活地生長呢？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創作，也就只能是憑空杜撰和低俗游走了，其無非是杯水風波與小資情調之類，或者徒然玩弄形式和追趕時髦、挾“洋”襲“舊”與爭“奇”騖“怪”。這樣“秀”出來的所謂“作品”，即使數量再多，又有何益？又堪何用？歌德強調：在創作中，“要是只能表達自己那一點點主觀感情，他是不配稱為詩人的；只有當他能駕馭世界和表達世界的時候，他才是個詩人”。那么，隱蔽在事件中的深刻意義何有？駕馭世界和表達世界的能力何在？它們就在時代的前沿，就在生活的深處，就在創造歷史的人民大眾之中。

　　之所以要強調靜下心來，深耕生活，就是要求文藝家心無旁騖，專注創作，不被俗務所擾，不為名利所累，不以“小我”取代“大我”，不用矯情掩蓋真情。而是站在思想高處，直面時代大潮；打開心靈鎖鑰，釋懷大眾情愫；點亮精神之火，投向生活底層；拓展審美視閾，凝鑄藝術佳作。只有這樣，創作才能應美學法則而動，契藝術規律而行，從而真正進入恢宏而有致的創作狀態。否則，一旦被名韁利鎖所箍制，就會心猿意馬，想入非非，惶惶不可終日，哪里還能有心思、有精力、有時間去深入生活，淬煉藝術，進行精益求精的創作呢？所以，靜下心來雖是一種創作情態，但也是一種創作常態。沒有這個前提條件，那就一切宏旨都會落空，全部律動都要凝固，還談什么佳作呢？

　　靜下心來，深入生活，精益求精地進行創作，雖是一種情態，卻有著深邃的內蘊和崇高的境界，人民性、事業心、頑強意志、進取精神等盡在其中，這是每一個無畏而有為的文藝家必備的品格。不如此，就不可能有佳作問世。在中國，趙樹理、柳青、周立波都是屢有佳作傳世的大家。何以然？其秘密就在于他們都有一個放著現成的官不當、城不住、錢不要，而一頭扎在農村的土屋里，過著與鄉親們一口鍋里攪稀稠的原生態式的“土”生活。這才是《三里灣》《創業史》《山鄉巨變》等作品成功的秘訣。同樣，在《白鹿原》《塵埃落定》《笨花》等作品的背后，也同樣一如既往地凝結著作者靜下心來，深耕生活，精心創作的勞碌。

　　由此足見，習總書記號召文藝工作者“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不僅切中了文藝創作的實際，而且揭示了文藝創作的規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袪除急功近利之心，遏制浮躁焦慮情緒，熾化人民大眾情懷，進入最佳創作狀態；才能躋身時代前沿，走進社會中樞，深耕生活底蘊，淬煉精品佳構。

　　(作者為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