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作品應忠實于改編者內心

　　【事件】電視劇《紅高粱》女主角被吐槽“民國版甄嬛”

　　【觀點】改編作品應從改編者的個體經驗和獨立思考出發

　　根據莫言尋根文學、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改編的電視劇《紅高粱》播出后，獲得了高收視率和熱烈討論，其中對劇中女主角“九兒”形象的吐槽尤為引人注意。時有觀眾喊出“民國版甄嬛”“穿越女”“瑪麗蘇”等稱呼，意指“九兒”是一個如同青春偶像劇、言情小說里那樣人見人愛、無所不能的人物形象。

　　從筆者個人的觀感出發，劇中的“九兒”生于鄉土貧瘠之地，卻具有官宦之家訓練有素的智謀和手腕，的確與小說中野蠻生長、躁動不安的女主角有所不同。從故事內容看，女子嫁入一個家族，起初受盡委屈，后來運用自身優勢，與各種人周旋，擺平各方勢力，打了漂亮的翻身仗。不少觀眾從中找到了“宅斗”“三角關系”等“灑狗血”的痕跡，這種為觀眾所爛熟于心的情節走向，與原著中人物傳奇般的經歷、出乎意表的生命軌跡也大相徑庭。

　　可以說，這是一部將自身納入電視劇市場化制作框架的改編作品，它把原著的許多內容對應到了一種或幾種觀眾習見的情節模式中，為了迎合模式，還添加了為數不少的原創人物，這類模式是商業化的，擁有固定的受眾群體，令收視有所保證。這部作品的個性在于它的部分人物、情節來自莫言小說，寫的是一部不為人知的民間抗日史；共性則在于它符合現下流行的、已有市場發行經驗的故事模式、情節套路。弄清了這一點，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種改編和創作方式，到底是值得贊賞的還是應當警惕的？

　　毋庸置疑，一切時下創作的作品，無論故事發生在什么年代，都不可避免地滲透了當下的社會現實，和作者身處于這個時代的個體經驗。正如我們所見，一些古裝劇是以現代職場白領為原型、現代都市情感為依據創作的，一些歷史劇、年代劇則對當今種種社會弊病有所隱喻。沒有任何作品可以完全閉合，在其所指涉的那個年代背景中自說自話；反之，也沒有任何作品可以身處于這個時代，模擬出另一個時代的創作圖景。

　　《紅高粱家族》所述寫的抗戰歷史，滲透了上世紀80年代作家的尋根訴求與文化理想，在時代過去、社會變遷之后，那一圖景便難于復制；據其改編的電影作品《紅高粱》的成功，不僅滲透了改編者對民間故事、民俗文化的眷戀，還源于第五代導演對影像化表達的個性追求。筆者更傾向于把二者看成兩部獨立的作品，而非原著與改編的關系，只不過，由于兩位創作者處于共同的時代背景與文化思潮之中，所以看上去電影作品是較為“忠于原著”的。由此觀之， 21世紀的“紅高粱”比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紅高粱”多了流行元素、商業套路，這本無可厚非，以小說原著或電影改編作品為標準，來判斷這部電視劇的改編成功與否，其實是有些片面的。

　　即便如此，筆者也并不認為電視劇《紅高粱》的改編無可指摘。在最近舉行的一次業界座談中，導演張猛談到：“創作者得找到生活中不同的東西去對抗千篇一律的東西。 ” 《紅高粱》之所以被部分觀眾看出了《甄嬛傳》的味道，正是因為其蹈襲的套路、模式淹沒了個性化的內容，亦即“千篇一律的東西”大于“不同的東西” ，而其中可稱為“不同的東西”僅僅是來自莫言，并非來自改編者自身。

　　電影史學者陸弘石曾撰文認為，改編是改編者對原著的閱讀、闡釋和取材，在改編過程中，改編者未必要“忠實原著” ，但一定要忠實于自己對原著的閱讀，而不是人云亦云，更要忠實于自己對人生和社會的感悟和思考。筆者對此的理解是，即使是一部改編的作品，其個性化內容也并不取決于所依據的原著有多么獨樹一幟，而在于改編者看待歷史、社會、人生的角度是否獨具一格，只要是由個體經驗與獨立思考形成的創作，即使在已有的套路、模式中進行，也必然會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