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研究者的歷史使命(霍松林)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學觀念、文體界限和文學創作方法，使中國固有的文學觀念和文體形式面臨消失的窘境。同時，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漸漸變成了西方話語體系下的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國固有的文學體系和價值范疇漸漸被拋棄：因為不符合小說、戲劇、詩歌三分法原則，中國文人固有的政論、辭賦、史傳文體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重視；因為要用虛構、想象、夸張、形象性來評價文學的價值，中國文學中人文化成的觀念、原道宗經的思想、比興寄托的方法、風神氣韻的話語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因為要體現一切文學來自民間的教條主義觀點，中國文學源頭被定位在神話和民間文學，而忽視了中國古代文學與孔子及六經的密切關系。由方銘教授任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以中國文學為本位，從中國視角出發，體現中國價值，采用中國方法，完整地呈現了中國文學的真實面貌。該書倡導立足于中國文學本位，將中國古代文學置于廣闊的思想文化視野中進行探討與研究，注重復原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并做了一些具有學術性的考證和論述，具有開放性和前瞻性。將會對以后的中國文學史的書寫產生深遠的影響。

　　該書既注重中國文學本體，又沒有將文學從意識形態的整體中游離出來。例如，該書的第二章將孔子與六經的相關內容單列成章，六經不僅是儒家文化的源頭，而且是孔子以前中國文化的結晶，這就將文學與思想文化緊密連接，對這一內容的闡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傳承關系。該書注重發掘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命運。認為，西方的想象虛構理論不適合中國文學。強調書寫中國古代文學史，要把關注中國古代文人對社會的重大關切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結合起來。

　　該書認為文學史是當時文學的復原。正是在這一旨向之下，全書構建的文學史體系涵蓋了中國文人寫作的主要部分，這既包含一個時代文學的全貌，又體現了作家個人的全貌，既有個案研究又有綜合研究，從而完成對于文學歷史的把握。而該書所倡導的這種復原也是以實證為基礎的，注重感性把握與理性認知的結合。例如該書對于一個時代的文人心態，既有宏觀把握又有微觀敘述，這是以往的文學史所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