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比蒂短篇小說：失落的核心(嚴蓓雯)

安·比蒂

《紐約客故事集》中英文版

　　很多年前我偶然讀到安·比蒂的短篇小說集《什么是我的》，深受吸引，每個故事都天馬行空般不知起于何處，又終于何地；人物行事話語沒有邏輯，缺 乏關聯，但又有一股直擊人心的力量。之后，這位作家便時時縈繞在我心頭，不滿足感讓我一直想找她的其他作品來看，總覺得那些留空會在某處得到補足和解釋， 但書架上的新書一茬茬冒出來，十來年過去，她始終沒有出現。

　　所以，可以想見，比蒂的三卷本《紐約客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14)于我是多大的驚喜。迫不及待地一口氣讀完后，奇怪的是，那種“缺失了什 么”的感覺沒有釋然，反而更強了。除了《電視》與《霍雷肖的把戲》與《什么是我的》里的短篇重合，三卷本里的其他46個故事全是新出，但是，這幾十個故事 與其說是往縱深里行走，于空隙處豐滿，不如說是把原來的12個短篇在橫截面上拉長了4倍，怪不得有讀者抱怨她的作品“缺乏深度”，還有評論家不無刻薄地說 安·比蒂的小說“像是一只狗不停地一圈圈跑，最終不過抓住了自己的尾巴”。但是，掩卷深思，在這幅廣闊的“缺乏深度”的“橫截面”上，卻有股漩渦的引力， 不相連的“平面感”不是作者描繪力度和深入洞察的缺乏，“不停的反復”也不是想象力的限制或敘事技巧的薄弱，正相反，反復的書寫是為了呈現失落的核心，橫 截面越寬闊，中心的空洞就越深邃。

　　在一本探討當代美國女性作家敘事策略的文集中，安·比蒂被認為是“以某類特殊的故事寫作也就是說紐約客體而出名，她作品的突出特征是意猶未盡、 散焦對話和對社會關系的冷眼批判”，《紐約客故事集》正是這一描述的集中體現。但是，安·比蒂采用這種敘事技巧別有用心，絕非她本人所說“我只是這么寫下 我的故事，就如我去雜貨店買東西那么簡單”。安·比蒂的研究者、伯克利大學教授卡洛琳·波特教授也說：“比蒂的寫作企圖呈現出世界的‘平面感’，并以此平 面感為基礎……勾勒出一種缺失的狀態，正是這種中心的缺乏，令比蒂的敘事方法與眾不同�！彪m然波特沒有說出缺失的是什么，但再細讀一遍《紐約客故事集》里 的所有故事，會發現安·比蒂把答案藏在了里面。

　　所有讀過安·比蒂小說的人，第一感覺都是她描繪了各種非正常的家庭、婚姻，尤其是再組的家庭和再組的兩性關系頻繁出現。在這樣的畫面中，常常有 個被忽視的孩子，《萬達家》這篇就十分典型。小姑娘梅的父母“只談了兩個星期戀愛”便在18歲草草結婚，婚后媽媽會把攝影師爸爸的膠卷盒打開，“往里吐唾 沫”，而爸爸根本不知道女兒幾歲了。不止于此，媽媽經常把梅隨意扔在開家庭旅店的朋友萬達家，比如“宿醉”后必須“休息一下”，又比如這次聲稱要去科羅拉 多找梅的爸爸；而梅的爸爸雷，和別人的女友蜜糖廝混，醉了就不由分說把梅從萬達家帶走，卻在和蜜糖男友賈斯吵架后一走了之，根本不管梅還在蜜糖家，結果蜜 糖和賈斯只得把她送回萬達那里。在這樣一個“狗追尾巴”的循環里，媽媽爸爸始終沒有碰面，完整的家庭始終沒有出現。這樣的故事在安·比蒂的作品里十分常 見，各種失敗的人際關系集中體現在“家庭”這個小生態圈內，無論分居離婚，還是同居混居，不正常的兩性關系無法制造出正常的親子關系，被忽視的孩子無時無 刻不提醒著“家”的缺失。如果說時時處于敘述邊緣的孩子是缺失的“中心”的提醒，《白色的夜》這篇并不引人注目的小說更是將“失落的核心”盡顯無疑。

　　這篇小說并沒有引起評論家過多關注，篇幅也較其他作品更短，但我認為它的重要性不可小視。在三卷本中，比蒂的敘事常常人物眾多，分不清彼此之間 的情愛關系，敘述也非常碎片化，整合不出完整的故事線和情感線，但這部小說的人物關系卻非常簡單，畫面也相對獨立完整，刻畫了弗農和卡羅爾夫婦去朋友布林 克利一家參加小型聚會后回到家的一夜。弗農和卡羅爾結婚22年了，依舊十分相愛，在比蒂的筆下可以說是奇跡。善良的弗農會在妻子哭泣時“跟她做愛”，會 “打翻酒杯，手隔著桌子伸過來握住她的手”；他也愛她的女兒，為了逗她高興，“拿起小黃鴨子發卡別上自己的頭發”。但這樣一對恩愛的夫妻，失去了他們的女 兒，小說沒有明說女兒何時何故去世，但從回憶中的醫院一幕來看，應該還是孩子時就因病亡故。在比蒂小說中難得一見的正常家庭、恩愛夫妻，卻因為孩子的去世 失去了完整，這份殘缺如此醒目，它不是兩性的錯位與隔閡，不是親子的疏忽與冷淡，不是人與人之間理解的障礙與溝壑，這些都是比蒂其他小說著力刻畫的——它 直接表明了家庭成員的失去和家庭結構的中斷。缺失的孩子象征著正常兩性關系延續的終止，孩子的死亡象征著未來人際關系可能性的終結。在這樣一種缺乏之上， 男女的兩性相愛、夫妻的為人父母都不再可能，而用拉康的理論來說，孩子死亡作為能指的缺乏，象征著欲望的始終無法圓滿。安·比蒂的小說在描摹當代世相之時 給人無盡重復之感，但這種重復像一種反作用力，反而指向并增強中心的缺乏，而所有碎片的呈現，都是為了留出中心的空白。碎片無法串起完整的情節和綿延的情 感，那是因為在象征意義上，延續的動機和載體被切斷了。我們是背負著“先天”的“缺失”來到世上的過客，無法說出自己丟失了什么，所以也無法彼此理解，彼 此安慰。

　　整體粗看安·比蒂的小說，冷淡甚至不乏尖刻的敘述下，失落感是十分明顯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說安·比蒂是一個消極悲觀的人。雖然她的小說里沒有完 整的家庭和圓滿的愛情，但偶有幾篇流露出的深情，顯示出她在試圖填補這個難以彌補的世界的空洞，在這種努力下，無法彼此理解也難以互相安慰的世人或許有可 能達到短暫的相通。在一次接受美國學者的采訪中，安·比蒂曾說：“友情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它是一種理想的(人際)模式，因為在我看來，這比成為家庭或愛情 中的一員更為容易�！卑病け鹊偎�說的友情是一種“親近感”，她特別用“closeness”來強調，《蛇的鞋子》《灰姑娘華爾茲》《第二個問題》三篇都捕 捉了那一刻。

　　《蛇的鞋子》的開篇與開展和其他小說非常類似，小姑娘身邊坐著離異的父母，媽媽又再婚了，還抱著10個月大的嬰兒。叔叔薩姆希望大家再聚聚，就 構成了這樣一幅5人坐在池塘邊石頭上的復雜關系圖。但是結尾，當薩姆用拇指和食指彎成一個圈當成眼鏡時，小姑娘湊過去從手指中抬頭看那些樹，“讓我看 看”，爸爸理查德也從弟弟手指間看去，“還有我�！眿寢寪埯愃拐f，她從理查德身前湊過去，理查德吻了她的后頸。這溫馨一幕并不說明小姑娘的父母會破鏡重 圓，但它刻畫出動人的一瞬，雖然短暫，但那份親密落在每個人的心底。這是他們相聚的最后一晚，明日都要回歸各自的家庭，但我想誰也不會否認，在那一刻，他 們是親密的整體。

　　《灰姑娘華爾茲》仍然有殘破的家庭和在父母間來回居住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是，這次爸爸愛上的人是男人。在這樣一個更為復雜的關系中，安·比蒂 用細節勾勒出一個富有同理心的同性戀者布拉德利。與其他小說里不負責任的父母不同，他雖不是傳統性別意義上的家庭成員，但心里不僅裝著愛人，還裝著愛人的 小孩。他始終為“奪走了”小姑娘的爸爸而感到抱歉，初次進家門，他故意尋找借口避開，讓“我”能和爸爸談談。他的善良溫柔讓小姑娘路易絲十分在意他，聽說 他生病了會萬分焦慮；他的善解人意也讓“我”不再怨恨這個破壞家庭的人。相反，在共同應對爸爸邁洛要去另一個城市生活的離去時，我“伸手過去碰了碰他”， 令餐廳女服務生以為“打攪了一個親密時刻”。雖然這里傳統的家庭破裂了，甚至傳統的兩性關系也瓦解了，但“親密的時刻”依然在人際中存在，就在不經意的動 作中，安·比蒂埋下了“親近感”的種子。

　　《第二個問題》更進一步，跟家庭和兩性情愛完全沒有關系了。它不再描述在婚姻家庭內重建溫情的可能，主人公是手�！拔摇焙妥≡�4個街區外的朋 友：同性戀人理查德和內德。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已病入膏肓。以“我”為主觀視角的敘述，在描述一個人臨終的悲傷氣氛中，完美地體現了沒有親緣關系的陌生人 之間的情誼�！拔摇迸c理查德在理發店里偶然結識，聽說“我”住的頂層公寓不上熱水，認識那天便帶“我”回家洗澡。成了朋友之后，“我”并沒有介意理查德和 內德的同性戀人關系，而當理查德病重，內德雖然恐懼、疲憊，卻沒有棄他而去，而“我”也跟內德一起照顧形銷骨立的理查德。藥效過去后，理查德說，“寒意襲 來，好像有人用冰擦我的脊梁骨”，“我”便用拇指按著他肩膀下方的肌肉。手是手模的謀生工具，但我低頭發現，“忘了抹潤膚露和戴手套”，“我一直按摩他嶙 峋的脊梁骨，似乎是要給他注入一點力量來抵抗他無望的困境”。這種友情令人落淚，克制淡然的描述只能用安·比蒂的那個詞來形容：closeness。

　　評論界都說安·比蒂的作品是“美國中產階級的精神路標”，說它們反映了上世紀70年代的幻滅和對60年代的懷念。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安·比蒂刻 畫的角色很少有底層人物，而時不時提到的爵士民謠又常常帶來那個年代的氣息。但安·比蒂本人很反感這樣的標簽，她表示，“坦白說，我并不認為60年代跟我 的作品有什么關系�！蓖ㄗx三卷本里48部短篇小說，我也認為，與其說它們刻畫了某一階層對已逝年代的懷戀、他們精神的空虛和生活的破碎，不如說它們刻畫的 是人類對失落的懷舊、對填補的渴望以及對親密一刻的呼喚。這種人性的共通才會在21世紀中國找到大量的知音，合上書，你不覺得是在描寫另一個時代的另一個 半球，它就是我們身邊的周遭和時刻。

　　回到《白色的夜》，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它的結尾刻畫了比蒂作品中少有的一幅溫馨之家的“完整”畫面：弗農在廳里沙發上睡著了，卡羅爾從門廳里拿 了他的大衣穿上，靜靜地走到他躺的地方，在沙發旁的地板上躺下，“在他們四個臥室的屋子里，在這個最大最冷的房間里，他們愿意以這種特殊的雙層床方式睡 下”。而且，“在外面白色的夜的世界”，“他們的女兒可能正像天使那樣掠過”�？傆幸惶�，哪怕是在睡夢中，在想象中，在虛擬中，失落的核心補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