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落巴金故居——文祭巴老一百一十周年誕辰(從維熙)

從維熙近影

巴金手記

巴金生前寫作照

巴金雕像 從眾 塑

高莽所繪的巴金先生

　　編者按：

　　今年11月25日是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原主席，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巴金誕辰110周年。巴金不但是現當代文學的巨匠，而且生前善于獎掖文壇后輩，本文的作者從維熙就是其中之一。在巴老誕辰即將到來之際，本刊發表從維熙先生的文章，以為紀念。

　　今年十月，去杭州創作之家休養。這里沒有北京的陰霧霾，空氣清新似水，住所被四周的龍井茶園包圍，真是難覓的休養之地。在如是的環境中，我本想拋開文思休養身心的。但是住所草叢中矗立著的一塊石碑上的碑文，讓我頓時思緒如潮。何故？皆因這碑文是巴老來這兒休養時留下的兩句樸素的文學心語：“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蔽页�去站在碑前，與巴老的題詞留影之外，立刻想起下個月的25日，是巴老110周年誕辰，于是再也無法安靜，兩年前一次對巴老的感恩之行，如決堤之水，涌入我的心扉……

　　是天意？還是生命的巧合？登上飛機到上海參加《收獲》創刊55周年紀念會的日子，正是2012年的11月22日。這天是我國小雪節氣，而在西方世界的22日，則正逢感恩節；而我這個平日散淡生活、今年已然79歲的老翁，此次破例飛來上海，正是來感恩的———因為我死而復生的文學生命，始自于巴金主編的大型文學期刊《收獲》。

　　更為巧合的是，當我下了飛機，走出上海虹橋機場時，天空降下來迷離的雨絲。我想：這是天宮為富有人文良知并勇于承擔重負的文學大師巴金，流下來思念的淚水，因為這個月的25日，就是巴金108周年誕辰之紀念日———人有情，天亦有情，這更增加了我急于到巴金的故居以抒心懷之愿望。當夜，入住于錦江賓館，天雨還在窗外低泣，似在述說著巴金的人生往事，致使我久久難以成眠。

　　第二天上午，與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李銳、李輝、蘇童、水遠憲、馬原、余華、格非……以及上海的作家友人王安憶、葉辛、趙麗宏相會于上海作協會議大廳，暢談了巴金主持的《收獲》對中國文學的超凡貢獻之后，下午文學評論家和文學教授們繼續留在會場評說《收獲》，我們幾個外地來的作家，便乘車奔往位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以追思巴金的絢麗而完美的文魂。

　　不知為什么，我朝圣于巴金三層小樓的故居時，腳步漸漸地慢了下來——這不是因為我年近八旬而腿腳乏力，而是巴老的每間書房和臥室，都牽動了我的中樞神經。昔日只是從文史資料中知道巴金精通多種外語，沒有親眼目睹過其翻譯成果，此行滿足了我的愿望———在故居二樓的書架上，陳列著巴金英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的譯文著作……我精心地數了數，譯著多達20余冊。一生寫下多部文學巨著的中國文學嬌子，又能與世界文學溝通，對我心靈是個極大的震撼。因為這是我們這代以及下一代作家，最為欠缺的一筆。

　　走進巴金的家庭臥室，一股悲憫之情如決堤之水，淹沒了我的心田。其中，特別觸動我的是側室內巴金夫人蕭珊的那只木床，床架雖因年久已然褪色，但在我眼里，它猶如一座摯愛的圣殿�！拔母铩敝性诎屠铣惺芘�斗的日子，蕭珊不僅給予巴老百般安撫，并給巴老點燃生存下去的火光———可惜的是，巴老這位賢惠的妻子，在“文革”高峰期的1972年就告別了人世，留下巴老與兒女度過人生的晚年。我久久在這間屋子滯留，并低頭向蕭珊的遺像致敬。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離開人世，從1999年住進華東醫院以后，多次表達了安樂死的欲求，以滿足早去天國見蕭珊的愿望，但上天不讓他走，他活到了101歲，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聲絕響。

　　走出巴金的居室和書房，想到院子里舒緩一下悲慟心情。但一件更加牽動我思緒的景物，讓我頓時忘乎所以——那就是在碧綠的草坪上，叢立著的一棵高大而挺拔的白玉蘭樹。時至初冬，葉片雖已枯黃，但正是這顆情緣之樹，把我的心和巴老晚年不屈的承擔精神，緊緊地串連在一起：當時，在“文革”暗夜尚未結束，中國的命運在前進或倒退的搏斗之際，浪跡山西非人非鬼的我(當時為右派平反的文件還沒有下達)，以真實生活為鏡，揮筆寫出一篇描寫“文革”浩劫年代監獄生活的中篇小說《大墻下的紅玉蘭》，并將其斗膽地寄往了上海的《收獲》。

　　當時，我何以選擇將小說投擲給《收獲》，而不郵寄給別的文學期刊？當時似乎耳聞到巴老將主持復刊《收獲》主編工作，我從青少年時代就熟讀了巴老的《家》《春》《秋》等系列作品，在我潛在的感悟中，巴老在文壇中不是作家中追風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膽良知又端莊的梧桐———即使如此，我對小說沒有抱有問世的希望，因為中國還沒有一部描寫“文革”年代監獄生活的小說，更何況小說演繹的是革命人血色的悲情故事�？梢哉f當時將文稿寄往《收獲》，一則出自于對巴老的內心崇敬，另則是我的個性使然——因為文稿寄出之前，山西文聯看過此文稿的友人，就曾關愛地提示過我：“故事太扎眼了，勸你不要寄給文學雜志為好，以免招來是非�！蔽译m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還是決定我走進郵局，將其寄往上�！妒斋@》。

　　說心里話，當時我并沒有小說能夠發表的奢望。因為中國描寫監獄生活的作品如《紅巖》等，都是寫國民黨殘殺共產黨人的———新中國還沒有一篇是寫新中國的監獄的文字�？墒亲屛蚁胂蟛坏降氖�，我于1978年底回京探親時，我母親交給我一封《收獲》的來信，告之我小說將于1979第二期發表。我無法詳述當時內心的沖動，而是讓我兒子從眾買來一瓶“二鍋頭”，以難得一醉的無聲，覆蓋內心的翻江倒海的思緒——因為這篇描寫監獄生活小說，是我文學生命復蘇的首篇，而首篇就問世于《收獲》，是我與《收獲》遲到的文學之緣。事后得知，敢于拍板將其發表問世的就是巴金老人。

　　記得，當時此作曾給《收獲》帶來不少麻煩：北京有人質問此作是蘇修“解凍文學”的中國版；有人給《文藝報》寫信，說此作惡攻了文化大革命———特別有意思的是，因小說中監獄政委名字叫章龍喜，與曾監管過我的一個勞改礦山獄政科長名字諧音，此人便到山西勞改局去訴訟此篇小說，稱其惡攻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外，還把已經得到平反并返回北京文壇的我，稱之為“從犯”(來自公安部的文字材料實錄，此人為公安系統的文代會代表，在會議期間不僅讓我看了上訴我的文字材料，還曾帶著我和幾位受過牢獄之災的作家，參觀了秦城監獄)�？上攵�知《收獲》的編輯人員和主持刊物的巴老，為此要承受多么大的壓力。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反思中國歷史和具有人文良知的國人越來越多，因而《文藝報》拿出兩期的篇幅專門研討此作時，贊美小說之聲漸漸超過討伐該作之聲，后來在《文藝報》舉行小說評獎時，《大墻下的紅玉蘭》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此小說的風波才算告一段落。

　　記得，進入歷史新時期之后的作代會上，我曾到巴老下榻的新僑飯店，去看望巴金老人，以表達內心深處的謝意。巴老話雖不多，但是有幾句話讓我銘記至今。老人說：“你要珍惜你的苦難生活，因為這不是中國文人都了解的獨特生活領地。你不是挖過煤嗎，就像你開礦時那樣，深挖你獨特的生活礦藏�！币驗楫斕靵硖酵�巴老的人很多，我向老人表達了真摯謝意，并承諾記住了老人叮囑之后，便與在巴老房間內相遇的《文藝報》老編輯吳泰昌，一塊離開了巴老人住房間。在路上我有感而發地對泰昌說出我的內心感悟：“巴老的話，是文學箴言。與胡耀邦同志給我的信中寫的‘沒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異曲同工�！碧┎�結結巴巴地對我言道：“巴老就是講真話的人，要是換上一位文場官員，一定會讓你開拓新生活、新世界。對吧？”泰昌說完這句話，我倆都不禁開懷地大笑起來。

　　這是巴金院子中那棵白玉蘭樹，勾起我的第一個遙遠的歷史記憶。第二個記憶，則更加突顯了巴金不跟風、不媚俗的文學箴言。1981年，我抒寫苦難生活人性曲線的悲情中篇小說《遠去的白帆》，被北京一家期刊拿走。編輯讀后雖然感動得給我打來電話連聲喝彩，但是到了該刊的主編手里，卻遭到了全面的封殺。據事后這位編輯屠光群著文回憶，該刊主編是從題材到故事全然否定，并讓他轉告我一句刺痛我心脈的話：“今后不要在糞土中尋找黃金了”。此話如何解讀？即不要再從社會的最底層(指監獄勞改隊)尋覓題材———此文學歪理正好與巴老對我的叮嚀南轅北轍。不是嗎？試想，一個歷經20年驛路風塵的我，如果不寫我感受最深的生活，而舍本去求其末，簡直是背離文學的ABC；以此論據去掃描一下世界文學，法國何以會出現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

　　盡管如此我還是冷靜地把小說重新自讀了一遍。當我確認那位主編之言絕對誤謬之后，才決定為此篇小說另找“婆家”的。好像是天意使然，沒過兩天，我在家里接到了巴老女兒李小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她陪同巴老剛從法國國際筆會歸來，路過北京下榻于燕京飯店，并詢問我近日有沒有什么新作。當晚，我即去巴老的住處，去探視巴老和小林。記得，巴老因長途飛行，那天的精神顯得十分疲憊，但他還是靠在沙發上對我表達了如下的心語：“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讀過你們這一代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為之感慨。你平反回來以后邁出的步子不錯，一定要堅持下去�！蔽艺f了些什么，因年代久遠已然無從記憶，但沒有忘記的是將新作《遠去的白帆》出版遭到阻力一事，告訴了巴老。當時，巴老只是笑了笑，并沒詢問我是哪位主編，只是問我是否把小說帶來了？我把長約六萬字的手稿拿出來交給了小林。巴老和小林飛回上海后，小林在電話中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當夜匆匆翻看了我的小說；在返回上海的飛機上，他叫小林對小說進行了認真的復讀。其結論是，小說不僅展示了歷史的嚴酷，更展現了底層人苦難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么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決定明年年初發表此作�！泵鎸﹄娫挋C，我對小林說：“五六萬字的小說，讓老人審讀我心非常不安。如果沒有《收獲》的人文關愛，這只‘帆’也許下不了文海，就死在碼頭了，請代我向巴老的人文良知致敬！”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失聰的話，此作在1982年《收獲》第一期發表了出來。到了年底，進行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評獎時，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額的選票，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這是我與《收獲》的又一次文學鏈接。因而我無法忘卻在歷史新時期之初巴老對我文學生命的厚愛。

　　1983年，巴老因腿骨折傷住院了。我給小林打電話祝福巴老早日康復的同時，詢及小林能否讓我兒子從眾去上海為巴老做一尊雕像，以留作紀念。兒子當時剛剛畢業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些作品已在美術期刊上發表。巴老出于關愛后來人之情懷，愿意見見我的兒子，因而我兒子從眾有緣去上海為老人完成頭像的雕塑。據兒子歸京后對我講：在華東醫院他與半坐半臥于病榻上的巴老，相處了兩三天的寶貴時光。頭部雕像不僅完成得十分順利，而且深深受到巴老的教益，其中深深觸動他的是巴老的平易近人———一個國際國內享有盛名的大文豪，生活竟然那么低調，在傷痛折磨中精神那么灑脫，這些看似平凡但內含人生深刻哲理的行徑，給了他做人行徑的很大的啟迪。

　　兒子離別上海前，巴老特意把他剛剛出版的一至四卷《隨想錄》題贈給了從眾——老人叮嚀他，其中第三卷是贈送給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于案頭并熟讀過了的《真話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讓我在作品和人文行為中，都要以真為鏡。從眾留在上海的巴老頭像，后來被上海雕塑界同行，將其泥模翻制成了銅雕———即現在陳列于巴金故居巴老的面部銅雕。我家里也有一尊大理石的巴老雕塑，那是從眾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從尋找大理石料，到打磨石料精雕細刻而完成巴老的大理石頭像。

　　我把巴老的石雕頭像和老人的《真話集》，一起擺在我的書齋里。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真話集》的后記中，我聽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語，他引證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的故事，來彰顯文學求真的宿求：“在群臣皆說‘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時候，只有一個小孩子，高聲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沒穿！’”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則童話，留給人世的一則箴言。之后，我又從其《隨想錄》中，讀到關于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吁，我認為那是“文革”之后，中國文化人中發出的探索真理、呼喊民族自勵的最強音。巴老在其文章中寫道：“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我們20年前的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以使“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10年的慘痛教訓”“制止‘文革’歷史的重演�！边@些文字可謂字字沉重如金，這是只有對我們民族愛到心痛地步的人，才能孕生出的文膽。讀到這些文字，我全然明白了在那“黎明前五更寒天”之際，巴老何以敢于拍板讓《大墻下的紅玉蘭》和《遠去的白帆》在《收獲》上問世了———我從巴老的心靈自白中，看到了《收獲》在為文學表現歷史真實、生活真實而鳴鑼開道，難怪冰心老人在世的時候，稱巴金主編的《收獲》是她“心中的紅玫瑰”呢，這句經典的贊語，道出了巴金美麗而芳菲的靈魂。不是嗎？

　　試想，巴老有這樣的氣魄和認知，自然吸引了眾多作者的眼球并成為作家們追求的一道奇麗風景，難怪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力作，陸續在《收獲》展現他們的文采呢！其中如陸文夫、鄧友梅、張賢亮、張一弓……以及后起之秀的諶容、莫言、梁曉聲、張抗抗、馮驥才、葉兆言、路遙、蘇童、余華、格非等新人的力作，接連在《收獲》上刊出，讓進入新時期的《收獲》，成了文學星空中耀眼的星中北斗。

　　這是我站在那棵白玉蘭樹下，引發出了的一個個“蒙太奇”式的文學聯想�？墒俏奈贪徒饏s于2005年仙逝而去了，面對這寂靜的庭院，串連在一起的思緒，讓我感到剜心的巨痛。因而當我告別巴老故居，與巴老女兒李小林握手辭行時，難以壓抑住的感傷淚水，還是奪眶而出。致使小林反而安慰起我來：

　　“維熙，你看我都不哭，人生總有生離死別的時刻……”

　　我壓抑著內心的感傷對小林說：“如果中國文壇的文人，都能以巴老為鏡，自視其形，自正其影，中國文學就大有希望了�！�

　　值此巴老110周年誕辰即將到來之際，我憶起巴老留在杭州創作之家的碑文題詞和對我文學上的恩育，便揮筆行文，以祭悼這位文學前賢的光潔一生；并以此自審自勵，走好自己“寫真話，把心交給讀者”的文學晚年。

　　(2014年11月中旬整理于書齋)(作者系著名作家、作家出版社原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