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書寫中國的歷史與記憶(王研)

　　文學評論家李敬澤

　　　□中國文學有自己的獨特性，它的獨特性蘊藏在我們的時空當中，蘊藏在我們的內心當中

　　　　□中國這個社會應該是水墨的，小說也應該是水墨的，既寫實又寫意，能渲染開來

　　　　□當歷史不再是歷史、記憶不再完全是個人的記憶，而變成了經驗、直覺的時候，才有了文學

　　中國是一塊很獨特的土地，在這里，個人的命運總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纏繞。每個人的歷史與記憶，就是國家、民族的歷史與記憶。那么，在這塊土地面前，文學應當扮演什么角色？更具體地說，中國文學要如何書寫中國的歷史與記憶？

　　最近，著名作家賈平凹與文學評論家李敬澤、陳曉明在北京大學進行對談，試圖從作家的創作經驗與創作實踐出發，為上述問題找到答案。

　　中國作家在面對國家、民族的歷史與記憶時，要以怎樣的姿態和心態去書寫

　　今年9月，賈平凹的最新長篇小說《老生》面世，這是一部以個人的命運輾轉和時代的跌宕變遷為主題的作品。故事發生在陜西南部的山村里，從20世紀初一直寫到今天，是現代中國的成長縮影。這是賈平凹第一次進行“民間寫史”嘗試，他希望用中國的方式來記錄百年中國史。

　　為什么賈平凹要去做這樣一種嘗試？他在對談期間回答一位北京大學學生的提問時說道：“我考慮自己下一步要寫什么的時候，會去想它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什么意義，如果沒意義那就用不著寫了。我這個年齡段的作家，把我所生活的年代、所知道的東西、所要表達的東西更多地寫出來，完成我的思路。這也算是一個使命吧。 ”

　　近年來，陳曉明一直在闡述一個觀點，那就是中國的文學應當表現出中國經驗，在這一次對談中，他再次提出：“中國文學有自己的獨特性，它的獨特性是蘊藏在我們的時空當中，蘊藏在我們的內心當中的。 ”那么，中國作家在面對國家、民族的歷史與記憶時，要以怎樣的姿態和心態去書寫？賈平凹醞釀與寫作《老生》的過程或許能夠成為一種經驗。

　　賈平凹出生于陜西丹鳳縣的棣花鎮東街村。 3年前，他回了一趟老家。那次的故鄉行讓他感觸良多，回到西安后，他常常悶在書房里，什么都不做，一邊吸煙一邊回憶自己所知道的100多年。在《老生》的后記中，他追問自己：“時代風云激蕩，社會幾經轉型，戰爭，動亂，災荒，革命，運動，改革……能想的能講的已差不多都寫在了我以往的書里，而不愿想不愿講的，到我年齡花甲了，卻怎能不想不講��？！ ”在這樣的初衷的驅動下，他提起筆來創作了 《老生》。

　　以文學的方式梳理歷史，不僅要觀照歷史本身，更要將人與自然、人與歷史、人與人的微妙關系收入其中

　　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作家喜歡向西方經典尋找經驗，并將其形式與精神嫁接到中國的故事當中。這樣的做法固然給中國文學帶來了新鮮的面貌，但也造成了另外一種失落。

　　記者從賈平凹的敘述中發現，他的《老生》是一次向中國文學經典的深度回歸�！独仙�》的創作曾中斷三次，賈平凹苦惱著歷史如何歸于文學。于是，他反復閱讀《山海經》，因為“它寫各方山水里的飛禽走獸樹木花草，卻寫出了整個中國”。放下《山海經》，賈平凹又數次前往秦嶺，探訪隱于深山之中的人，聽他們講對人世、對自然的感悟與體驗。走下秦嶺，賈平凹回城后畫了一幅 《過山河圖》。當他第四次提筆寫《老生》時，再沒有中斷。

　　并且，他用解讀《山海經》的方式來推進《老生》中的歷史。 《山海經》與《老生》的主體故事靈魂相依：《山海經》一座山一座山地寫，真實意圖在描繪記錄整個中國，其旨在人；《老生》一個村一個村、一個人一個人、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寫，無論怎樣滄海桑田、流轉變化，本質都是一樣，是寫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人的命運。

　　賈平凹用老生常談的敘述方式記錄中國近代百年歷史，不同于以報告、全紀實為核心的正史，他不僅要講山�？v橫與客觀事件，更要講每一種人群在跌宕歷史中的浮沉輾轉。

　　在磅礴正史面前顯得無限渺小的人的行為，在文學中卻能有蚍蜉撼樹之勢。以文學的方式梳理歷史，不僅要觀照歷史本身，更要將人與自然、人與歷史、人與人的微妙關系收入其中。

　　文學應當提供一種源于歷史、記憶，但又超越歷史、記憶的維度

　　對談期間，賈平凹提出一個很有意味的觀點，他說：“中國這個社會應該是水墨的，小說也應該是水墨的，既寫實又寫意，能渲染開來。 ”水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符號之一，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文化精神。從水墨中尋找創作養分，對于作家來說，應當會有不一樣的收獲。

　　賈平凹對中國社會以及中國文學的這種理解或許也是來自于《山海經》的影響。他說，如果按照現在的閱讀習慣，恐怕許多人是讀不進《山海經》的，“《山海經》的句式非常簡單，就是幾千年前的中國有一座什么山、山上有什么樹，樹長得什么樣，再過100米又有一座山、山上長的什么樹，山上有什么動物……但當你真的讀進去之后，就會發覺它特別有意思。 ”

　　賈平凹認為，中國人的思維、對外部世界形成的觀念，乃至中國文化的源頭都在《山海經》里面。 “我想，《山海經》的作者不可能背著一個行囊、拿著一把尺子去量哪里有一座山，到那里要走多少公里，如果純粹寫這些東西，似乎有問題。 《山海經》寫的其實是中國人的觀念、思維是如何產生的，中國人是怎樣看待世界萬物的。 ”

　　李敬澤說，只有當歷史不再是歷史的時候，只有當記憶不再完全是個人的記憶，而變成了經驗、直覺的時候，才有文學。也就是說，如果只有歷史、只有記憶，那不能稱之為文學。文學應當提供一種源于歷史、記憶，但又超越歷史、記憶的維度。這一分析與賈平凹的“水墨”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小的時候總是聽我姥姥講這個村、那個村的事兒，其實她也是在說歷史，但是，聽在我的耳中就是鄰居家的事兒，感覺不到什么歷史的印記，歷史已經完全變成飄蕩在人世間的一個傳說。 ”李敬澤說，“當我們回望中國的經典文學，從《莊子》到《山海經》，再到《紅樓夢》，它們都那么熱烈而又投入地書寫著我們人世間所有紛紛擾擾的事，但同時又使我們意識到這一切都是大荒之野，是超越這個沉重、喧鬧的人世間的，體現了中國人對待歷史、記憶的一些根本的精髓的態度。 ”

　　“如果從人文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100年也只是一瞬而已。當我們用這樣的視角來觀察，會看透很多事情，也就可以實現超越。 ”《老生》的主人公是一個唱師，賈平凹說，唱師生活在社會的最基層，是一個超越了族類、超越了不同的制度、也超越了人和事的人物，“我用他的視角，是有意識地超越著來看100多年的歷史進程，希望越過一般的是與否、對與錯的觀念，看到人生的那種‘大荒’。 ”

　　作家看到歷史之重、記憶之重之后，還要有能力在整個藝術創作過程中將“重”轉化為“輕”

　　在李敬澤看來，作家用文學的方式來面對歷史與記憶，是因為自身對歷史、記憶負有一份責任。但是，作家看到歷史之重、記憶之重之后，還要有能力在整個藝術創作過程中將“重”轉化為“輕”。他說：“所謂‘輕’和‘重’不是一種價值判斷，不是說‘輕’的好、‘重’的不好，而是有‘重’才會碰到地上，有‘輕’才能碰到天上。 ”

　　賈平凹認同李敬澤的觀點，同時他也提出：“作為一位作家，筆墨落在紙上的時候就要寫得實，但文學不是純粹的歷史，作家在書寫歷史的時候，要思考如何將歷史歸化到文學當中。轉換的方法有很多種，記憶是其中一項，也是特別重要的一項。 ”

　　賈平凹認為，文學有強大的發現功能，是對社會的一種記錄，也可以說文學就是一種記憶。 “對具體的作家來講，他寫的東西基本就是他的記憶。個人的記憶是屬于個人的，但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個人的記憶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是一段歷史的記憶。我非常欣賞榮格說過的一句話——‘文學的根本目的是表現集體無意識’。這句話讓我很震撼。怎么抓住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這就要求作家必須要了解、關注社會，然后才能抓住其中的關鍵。有了這個意識以后，再去尋找原始具象的東西，把它們寫出來，那么，作品也就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