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作家應牢記“寫作困難”(丁念保)

　　德語文學最優秀的代表、《無個性的男人》的作者羅伯特·穆齊爾，被國際文學評論界認為是與喬伊斯、普魯斯特并列的20世紀三大心靈小說家。其作品的難產度在作家群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例如，為了撰寫兩篇總計一百多頁的小說《愛情的完美》和《寧靜的維羅妮卡的誘惑》，他用了整整兩年半的時間，而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還要“沒日沒夜地工作”。至于他的代表作《無個性的男人》的寫作故事則更屬離奇：穆齊爾從1905年開始構思這部小說，20年代開始動筆，前后易稿20余次，一直到他1942年去世，書仍然沒有完成。也就是說，這部小說的創作花了近40年的工夫(當然，它也是一部百萬字以上的文學巨著)。穆齊爾把他常常陷入的困難的寫作狀態稱作“寫作癱瘓”。他甚至說：“我的傳達欲望極其微少：已經偏離開作家的類型了�！�

　　這個例子讓我特別感慨。我聯想到了今日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某種情形。毋庸置疑，近10年來是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高潮期。據統計，進入90年代后半期，我國長篇小說的年產量達到了800—1000部，這個統計肯定未能把自費出書等諸多市場條件下的出版情形囊括在內。也就是說，近些年長篇小說的實際出版量肯定要遠遠大于這個數字。10年來，的確也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優秀長篇小說，諸如陳忠實《白鹿原》、韓少功《馬橋詞典》、張承志《心靈史》、張煒《九月寓言》、史鐵生《務虛筆記》、張賢亮《習慣死亡》、王安憶《長恨歌》、阿來《塵埃落定》、余華《在細雨中呼喊》、林白《一個人的戰爭》、鐵凝《大浴女》等等。但將之置于新時期小說發展史，不由人不發“草盛豆苗稀”之嘆。

　　另一個尖銳的問題是，上述所舉的優秀作品，能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是否已構成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經典？在世界文學的大系統中看，中國的這些長篇小說家們是否有了一些意味深長的創造、突破和貢獻(這和是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兩碼事)？我想，這恐怕是無論誰都難以樂觀地給予肯定性回答的。

　　值得重視的是，近些年來，長篇小說嚴重縮水的現象非常顯豁。這一現象，除了受市場直接導向和影響的那部分創作，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嚴肅作家的創作也概莫能外。譬如，劉震云兩百萬字的《故鄉面和花朵》。關于這部作品，出現了兩種針鋒相對的爭論。摩羅和楊帆就曾認為，由于這部作品的寫作，劉震云“實際上已經是卓爾不群的大作家”。而朱向前在肯定這部作品“體現了漢語想象的無限可能性”的同時，指責這部作品“幾乎是要以它駭人的長度、紛繁蕪雜零亂的意象和晦澀艱深絮叨的語言干脆拒絕人的閱讀”。更多的批評者傾向于認為，這部作品是一部乏味的作品，這樣一場馬拉松式的寫作，只不過展示了劉震云的寫作耐力驚人，如此而已。

　　朱向前如此稱贊劉震云：“伏案八載心無旁騖的嚴肅創作態度”是“毋庸置疑”的。我則認為，盡管“心無旁騖”，他的創作速度仍然是驚人的——比較羅伯特·穆齊爾，就更容易使人得出這一結論。當然，我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唯速度論者，絕不會只以寫作速度的快慢來推論寫作水平的高下。歷史上，寫作速度極快同時又具有相當高的寫作水準的作家不乏其例，譬如巴爾扎克，在51年的有限生涯里，寫出了上百部小說，光是從1836年到1842年的6年時間中，就寫出了30多部作品，其中有不少名垂世界文學史的小說經典——假如沒有寫出真正優秀的小說，那么寫作的這種高速度就非�？梢缮踔量膳铝�。

　　如前所述，穆齊爾的《無個性的男人》前后易稿20余次，事實上，這樣嚴謹的寫作態度在中國文學史上并不鮮見：杜甫等諸多中國古代詩人的“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曹雪芹作《紅樓夢》時的“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便是典型。其實，當代中國又何嘗缺乏這樣嚴格艱難的創作實例呢？譬如50年代杜鵬程在寫《保衛延安》時，就經歷了不亞于打一場文字戰爭的創作情形。作者先是在前線親歷采訪，積累了十幾斤重的筆記資料(小說定稿只運用了其中百分之二三十的內容)，4年之中9易其稿，反復增刪數百次(必須注意到是一種純手工抄寫的狀態)，把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為六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又把六十多萬字變為十七萬字，又把十七萬字變為四十萬字，再把四十萬字變為三十萬字。這一難產的創作情形，似乎是它之后悲慘命運的一種征兆：出版后5年，因彭德懷事件，小說被下令封存，就地銷毀。再譬如，80年代張煒寫《九月寓言》，短短20多萬字便足足用了6年時間——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是在一種半隱居的狀態下奮力寫成的。

　　仍然回到穆齊爾。他的傳記作者波格罕認為，穆齊爾正是德國文學另一個偉大代表托馬斯·曼定義上的那種作家——托氏認為，“作家就是那種寫作困難的人”。這一頗為吊詭的說法，恰恰擊中了今日許多長篇寫作者們的要害。在此，我所能開出的仍然是既老又舊的藥方，那便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簡言之，少點數量，多點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