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的重量(王鴻生)

《野狐嶺》 雪漠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7月

　　雪漠的長篇《野狐嶺》出版了，讓我感到慶幸的是，雪漠仍是個小說家，他沒有遠離文學，去做專門的修行者。一直以為，是文學在多重意義上創造了雪漠，同時也牽制了雪漠，并將他置于文學與修行的巨大張力之中。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非�？侦`的一面——這得益于他的修行經驗，又能把眾生的愛恨情仇寫得元氣淋漓，富有生命的質感——這自然得益于文學。

　　陳曉明教授當年有過一個很傳神也很準確的說法，說雪漠的寫作是“靈魂附體”。到了《野狐嶺》，雪漠顯然又進一步，有點“靈魂出殼”的味道了。在我看來，他的這種寫作非常值得重視，因為關于靈魂及其敘述問題，是漢語敘事文學一向比較薄弱的層面。上世紀90年代以來，李佩甫的《城市白皮書》、張斌的《一歲等于一生》、潘婧的《抒情年代》(寫作期)等，已經從多角度嘗試過靈魂敘事，尤其是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總體上看來，在這方面特別成功的文學案例并不多�？梢哉f，雪漠的創作對當代中國文學的靈魂敘事，有相當大的拓展和推進。

　　《野狐嶺》出版后，有評論說雪漠的作品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智力的挑戰。對于“智力”這個詞我比較警覺，因為這將造成不必要的誤讀。雪漠的寫作不是智力性的寫作，他的小說也不是某種知性敘事，而確實是一種靈魂敘事，以一種非常直接的幽靈或幽魂的敘事，打開并復活了歷史中長期被掩埋的失蹤者的記憶。小說的每一次會話，人物的每一種動機、行為，都體現了他的這種重新歷史化的沖動。但他又沒有去尋找和還原一個所謂的歷史真相，他對歷史、對記憶做了倫理化的處理，而不是認識論的處理——當然，這跟他有宗教追求相關。他要處理的對象，無非是人類生活的一些基本矛盾，就像保羅·利科說的，記憶倫理的徹底性不是對記憶進行復原，而是對記憶中的罪錯實行“沉重的寬恕”。雪漠做到了這一點，他一方面釋放了大量被壓抑、被扭曲的聲音，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一種實現歷史和解的可能，并和當代世界構成了一種潛在的對話關系。

　　自十九世紀以來，靈魂這個概念已被理性祛魅，人們用心靈、意志、意識、無意識等概念取代了靈魂，于是靈魂書寫變成了心理描寫。但靈魂這個東西真的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存在嗎？當然不是這樣，我們讀托爾斯泰，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都會感受到那種強大的靈魂沖擊力。在文學中，我們不僅遭遇到別人的靈魂，也會和自己的靈魂照面。這就是說，雖然現代科學否定了靈魂，或者說靈魂并非一個實體，但至少在文學中，通過言與心的特殊結合，我們也完全能感知到靈魂的在場。雪漠依靠文學語言的獨特能量，借助西部這樣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對“靈魂”進行復魅，重新恢復靈魂的活力，這是《野狐嶺》所揭示的一個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