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虛構敘事與日常經驗的關聯(傅逸塵)

——海飛小說的寫作倫理之一種

　　21世紀初年的中國小說，對故事的迷戀已經由文本層面上升至價值、意義、標準甚至倫理的高度，寫一個“好看”的故事成為很多作家的創作旨歸；巧合的是莫言在獲諾貝爾文學獎后的一系列演講中也多次強調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說故事已經成為中國作家寫作的焦慮也許并非虛妄。但故事畢竟只是小說中一個重要元素，就像人物、語言等也是小說中重要的元素一樣，如果只強調一點而忽略其余，就很難成為真正優秀的小說。在我看來，當前的中國文學真正缺少的是巴爾扎克式的“全能型”、“思想型”的作家，缺少那種毛茸茸、活生生、充滿穿透性和概括力的寫作。巴爾扎克的小說對于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和生活作出了細膩的描摹、精準的概括和極富思想高度的超越。而當下的部分中國作家已經喪失了對現實生活的認知和把握，更遑論對更廣闊的時代精神和社會整體進行提煉、穿透和概括的能力。將所謂的“好看故事”作為小說創作之圭臬，專攻一點，不計其余，這樣的寫作倫理之下能誕生“偉大的小說”嗎？我覺得頗為可疑。由此我就想到了海飛，他的小說寫作顯然不是因某個故事而展開，而且他也不依賴故事，他應該是先有人物，對人物的心理、性格及情感的細膩描寫與刻畫是推動他的小說發展的動力與依據。

　　整體而言，海飛的小說并不執著于歷史與戰爭，更不拘泥于傳奇與故事，他屬意的是氤氳著煙火氣息的日腳，牽念的是糾結于俗世凡情的肉身，探尋的是承載著理想信仰的靈魂。他的筆觸小巧而輕盈，游走于混沌時代的邊緣處，刻錄歷史的細節與存在；在日常生活的流態中描摹活色生香卻又感傷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歷史的輪廓和面影；在或明或暗的戰場上檢視人性的卑微與高貴，見證理想的墜落與飛揚。海飛的小說并不因聚焦個體的情感糾葛和命運軌跡而狹窄，卻因為寫出了人物形象的搖曳多姿和命運流轉的悲憫痛感而綻放出了獨異的光彩，使得作品在更深層次上通達人類共同的精神和情感體驗，進而抵近了文學的豐饒與宏闊。

　　海飛近期的這一組小說有中篇《麻雀》《捕風者》，亦有長篇《向延安》《回家》，似乎很難單純地從題材上定義為軍事或曰諜戰。因為在我看來，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隱蔽戰線，都并非海飛敘事的重點，人的生活或者說生活中的人才是小說的核心。日常經驗圍繞著人物鋪展開來，小到言談、穿著、舉止、飲食，大到心理、性格、精神、命運，海飛小說中的人物不僅僅是在戰斗，更是在生活。即便戰爭襲來，改變的是人物命運的走向，不變的是生活本身恒常的邏輯。正如海飛所感慨的：“盡管日軍已經完全掌控了這座城市，但是淪陷后的上海仍然有著她滄桑的美麗。精致的呢子大衣，旋轉的舞廳，高檔的咖啡館，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歡娛�！被蛟S，海飛自己就像一只幸存于那個漂浮動蕩時代的麻雀，棲身在市井瓦肆、尋常巷陌的屋檐上，望著這座滄桑而繁華的城市百感交集。對于日常生活經驗的敏感和熟悉，使他的目光得以穿透歷史迷霧的重重阻隔，繞開諜戰劇情的種種誘惑，聚焦于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細節。不管身份多么特殊，任務如何艱巨，處境怎樣險惡，他們過的是日腳，度的是辰光。這種對特殊歷史背景下日常生活經驗的重視和發現，之于生命、之于歷史、之于文學，都具有獨特的意義。

　　關于文學書寫的經驗，捷克作家克里瑪將其分成兩大類，即“極端經驗”與“日常經驗”。從認知角度講，那些超出我們日常生活規律與節奏的事件與現象因其邊緣的相對清晰和發生原因的絕對偶然，而具備了闡釋上的自足性和客觀性；同時，因為人類的歷史意識和思維模式往往都建立在對極端經驗的記憶之上，并相應形成了各種價值判斷系統，使得對極端經驗的敘述具有了豐富的傳統甚至理論資源，以至這樣的敘述有時會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言說，其意義的表達也便具有了先天優越的條件�！断蜓影病返拈_篇，不可謂不偶然。生日當天，那個“固執、熱烈并且瘋狂地愛上了西洋玩意兒”、甚至有一個洋名叫 “喬治·向”的向伯賢在自家的屋頂被日軍的流彈擊中，意外身亡，生日瞬間變成了祭日。日軍的侵略給中國、給向家都帶來了突兀且重大的變故。極端的戰爭環境下，主人公向金喜的命運倏然改寫，從一個迷戀廚藝的青年學生一步步成長為潛伏在敵特內部的英雄，歷經了孤島時期汪偽、軍統和中共地下黨三方在上海的暗戰以及隨后的國共內戰，見證了風云變幻中向家成員們彼此隱藏閃躲的迥異人生�？坦堑拿�盾與至深的愛戀在向金喜被撕裂的人生中纏繞糾結，將“即便把我們撕成碎片，每一片都將寫滿忠誠”的小說主題演繹得氣血飛揚。

　　家族衰朽、親情成仇、友情悖離、愛情失落、敵后暗戰、斗智斗勇，這些經典的故事橋段在《向延安》中俯拾皆是，輪番上演。循著諜戰小說的類型化敘事理路看下來，《向延安》幾乎可以滿足標準讀者對這一題材類型的所有想象。然而，一個看上去琳瑯滿目甚至有些眼花繚亂的故事框架卻并非海飛敘事意旨的全部，他要為“好看”的故事增添更加豐沛飽滿的生活質感。在兵荒馬亂、隨時都會有性命之虞的戰爭境遇中，同學們想的是怎樣追尋和實現革命理想，而向金喜偏偏迷戀的是做菜。于是我們就會看到，面筋菠菜湯、冬筍胡蘿卜片、五花肉燉油豆腐、大蒜炒牛百葉、醋魚、酥魚等等或家�；騽撔碌牟耸�，就著一壺燙好的黃酒，輕而易舉便將故事中的人物不斷從革命、暗戰的“極端經驗”中拉回到吃飯、喝酒、聊天的日常生活軌道中來。而向金喜源源不斷從那個蒸騰著煙火氣和溫潤感的灶披間中端將出來的，不是他宛如魔術師般天賦異稟的人生傳奇，而是那即便已成孤島也不曾被戰爭打斷須臾的尋常日腳。

　　事實上，這種對“日常經驗”濃墨重彩的正面書寫在當下的同類題材小說創作中非常鮮見，而這也正是海飛的小說“標新立異”之所在。長久以來，高度類型化的敘事模式已經將狹義的諜戰小說甚至廣義的戰爭題材與“日常經驗”區隔開來，高速推進的敘事節奏已經不容許人物在與任務、行動、戰斗無關的事體上做片刻的停留，而讀者獲得的閱讀快感既是緊張刺激、一氣呵成的，但也難免轉瞬即逝、失之單調。網絡也好，電視也罷，類型化寫作對諜戰題材的高度壟斷，造就了對“極端經驗”的過度張揚，其背后隱含的是寫作立場和審美趣向的變化。當作家不再敏于用文學的感官去想象、觸摸和體味，而是擅長用鏡頭的語言去切割、過濾和重組，那些包裹著歷史信息、留存著生命溫度的絲絲縷縷和枝枝蔓蔓，因為不易用視覺符號去捕捉和傳達便被從傳奇故事的主干上剝離。我所擔憂的是，當作家和讀者都迷戀于所謂的“極端經驗”時，對“日常經驗”的忽略和遮蔽是否導致了虛構敘事與現實生活的割裂？讀過克里瑪、昆德拉，會讓人不由自主地對文學產生一種樸素的認識，而這種樸素會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磥�，我們應該重新建立起這樣的觀念，即虛構敘事就是現實生活的一種，我們的現實生活需要文學去思考、去揭示、去批判、去提升，我們關心的一些形而上的問題應該如植物一般從生活中自然地生長出來。文學當然與想象有關，但想象的動力源自現實的經驗，想象本身是無法支撐我們的思考與理性的。當我們尚未將現實的經驗處理好，當我們的文學尚未對現實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時，置現實經驗于不顧如果不是敘事策略上的失誤，就是表明我們思想水平的低下，抑或缺乏正視現實的勇氣。

　　海飛的小說將“極端經驗”與“日常經驗”融合得自然、恰切，他像一個手藝高超的木匠，不用鐵釘，不用膠水，便可以將傳奇故事與現實生活巧妙且不著痕跡地揉合為一體，在榫卯交接之處我們看到的是大量的細節。這些鮮活生動的細節自然離不開對歷史的尋訪與研究，更源于作家少年時代的記憶。年少的海飛，擁有許多睡不著的夜晚，他從外婆家打開門溜出去，手持一根撿來的短棍，劃著路邊的圍墻走入上海迷宮般的大街小巷。他小小的胸腔里裝滿了整個的上海，這些角角落落后來都在他的小說中一一復現。米高梅舞廳、基督教鴻德堂、凱司令咖啡館、沙遜大廈、大世界游樂場、九星大戲院……《麻雀》中的人物，就生活在這些海飛記憶中熟悉的“老地方”。因熟悉而親切，因親切而敏感，因敏感而多情，綿密的細節如水般流淌，夾雜著種種熨帖心靈的奇異比喻，持續沖刷著蘇州河古老而渾濁的河道，泥沙俱下的情感糾葛和人性隱秘，最終在讀者的翻撿中重見天日。換句話說，海飛講述的傳奇故事是鑲嵌在他對日常經驗寬廣且厚重的描摹基礎之上的，這種生活化的諜戰敘事顛覆了我們對于“日常經驗”缺失的習焉不察，并且從審美層面重新喚回了我們對生活本身的敏感和熱情。

　　《回家》可以說是抗戰題材長篇小說中的異類，通篇充斥著各方士兵對家的記憶、對家庭生活的想象，和對達成“回家”這一行動的終極渴求。陳嶺北在進入戰場時，腦子里想起了故鄉，暨陽縣、楓橋鎮、丹桂房村，村子里，有一位叫棉花的寡嫂，村外一條寬闊卻極淺的小溪，溪面上波光粼粼，像一萬條魚漂浮在水面上閃動魚鱗。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回家娶寡嫂過日子。在四明鎮戚家祠堂養傷的日子里，無論是黃燦燦、蔣大個子，還是朱大駕、小浦東、蟈蟈等人，都心懷回家的夢想。不僅中國人如此，日軍也是如此，香河正男對植子與愛情的幻想，中隊長船頭正治要回家為妹妹操辦婚事，千田薰聯隊長想念父親和姐姐……戰爭將人拋入并囚禁于極端經驗的牢籠之中，而人拼盡全力甚至犧牲生命想要回歸的正是日常經驗所指向的家園。事實上，極端經驗與日常經驗間的差異、矛盾與張力構成了小說結構層面的裂隙，處理得不好就容易成為“兩張皮”。而海飛用華麗且富于詩性的語言、精妙的比喻、動人的細節以及寫景狀物、風俗俚語、人物描寫有效填補了這重裂隙。

　　從文學史來看，或者僅就閱讀經驗而論，構成小說敘事主流的其實正是與日常經驗敘事相對立的，以重大事件為關照對象的宏大敘事傳統。然而社會歷史轉型期，宏大敘事向日常敘事的轉變，這是人們返身于日常生活中尋找恒常價值和意義的一種方式；或者從瑣細的日�，F象中審視傳統生命價值觀，從而確立新的價值判斷的一種突圍。前者宛若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神話，后者則是另一位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的哲學或者是后現代主義的敘事方式。正如藝術史學家赫舍爾所說：“在人的存在中，至關重要的是某些隱蔽的、被壓抑的、被忽視或者被歪曲的東西�！弊骷揖褪窃谶@種日常生活中發現意義和價值，對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視和肯定，表現了作家對人的自信�！恫讹L者》中的蘇響原本是個只想過尋常日腳的小女人，革命于她而言更像是丈夫留下的遺物，清晰地存在卻只是個念想。與其說是殘酷的斗爭將她鍛造成了革命的戰士，不如說是對安穩家庭生活的渴望和對尋常日腳的依戀促使她一點點成熟起來，變得堅毅而果決。三段感情、三個丈夫、三個孩子，對一個標準意義上的革命者或者女特工來說似乎有些不可想象，但在小說中，蘇響永遠是女人的形象大過于革命者的形象。一個女人對情感的執著、對丈夫的忠誠、對孩子的摯愛，都被海飛纖毫畢現地完整記錄在案，以此最基礎的生存本能來隱喻最高蹈的革命精神。海飛將一個“女特工”的英雄事跡還原為對一個傳統女性心路歷程和情感世界的鉤沉與復現，說到底體現出的是對人的尊重和對生命的敬意。

　　荷爾德林說，文學是為“存在”作證�！按嬖凇笔俏膶W的精神邊界，“存在”也是文學的永恒母題。那些偉大的文學一直在為人類的基本在場做出描述、解釋和辨析——這是它的根本價值所在。對于當下的作家而言，表意的焦慮如影隨形。與極端經驗和意義的天然聯系不同，日常生活或日常經驗與意義的聯系似乎要淡漠得多，但是，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生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常態化的。因此，如何處理與提升日常經驗著實考驗著作家的文學智慧與寫作倫理。在海飛的小說中，作為革命者形象存在的主人公都有著各自的職業身份：裁縫、鐵匠、理發師、廚師、教師等等諸如此類的行當無不與最平凡、最瑣碎、最世俗的生活經驗緊密相連。海飛拋卻了既往“宏大敘事”的倫理理念，放棄了啟蒙主義精英寫作立場，開始重建虛構敘事與日常經驗的關聯，從極端狀態下崇高壯麗的美學追求回歸到日常生活的詩意找尋；將“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并置，既書寫了國家、民族、政黨、階級及集團之間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和血肉橫飛的激烈戰斗，也描繪出個體生命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兼顧到了“人生安穩的一面”與“人生飛揚的一面”。

　　呈現微觀經驗，回歸日常詩性�；蛟S這正是海飛在處理諜戰或曰戰爭題材時并不惟一但卻“標新立異”的寫作倫理。畢竟，高蹈的精神恰恰需要彌漫著煙火氣息的日常經驗來承載，幽深的靈魂更需要以真實性和現實感為背景才會得以凸顯。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的小說創作更加迫切需要的不是覆蓋而是穿透，不是宏大而是精微，不是“故事”而是“生活”。在重建虛構敘事與現實真實的關系的過程中，作家們需要拿出更加深刻、精準且有力的現實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