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白話文還是文言文(木齋)

　　詩經是白話文還是文言文，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值得深入研究。當然，這也是一個具有很大難度的題目，它不僅僅是文學的題目，更是語言學的題目，語音學的題目。關于詩三百采用的語言為當時的白話文，這一說法不知道從何人開始提出此說，我想大約應該是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他是白話文學史的始作俑者。他在該作第二章《關于白話文學的背景》中說：“因為公孫弘的一篇奏章證明了古文在漢武帝時已死了，所以，我們記載白話文學的歷史也就可以從這個時代講起。其實，古代的文學如《詩經》里的許多民歌也都是當時的白話文學�！�(P11頁)同樣，胡適并沒有論證為何說詩三百中的許多作品為何是民歌，也沒有論證為何是白話文學。而公孫弘的奏章更是斷章取義，不能證明古文在漢武帝時候已經死了。

　　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話文。簡單說，文言文就是采用書面語來寫成的文(包括文字、文章、文學等)，白話文就是采用口語寫成的文。詩三百時代的日常用語，由于沒有直接的記載或是材料(包括錄音等)，所以，不能給予直接的證據。但仍然可以通過諸多問題的研究，給予一個歷史的、理性的、邏輯關系的鏈條。

　　首先，讓我們來提供一些標準，來作為區分兩者的標志。

　　1、整齊和不整齊(此一條不是絕對的標準，而是相對的)。不整齊是白話口語的標志之一，采用整齊的句式來說話，這是非常罕見的，因此，散文先天的就更為具有白話口語的特征。相對于散文的長短不齊的散句，詩三百從本質上來說，是具有整齊美的詩歌體裁。因此，詩三百并非當時的白話語。我們不能想象當時人口語說：“子惠我思，搴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這些詩句后來被很多政治外交場合被引用，似乎成為了春秋時代的日常用語，其實，這僅僅是一種誦的形式，是一種引用，而且局限于貴族之間來使用，放到販夫走卒的民眾之中，是不能使用的，換言之，它不是當時的口語，所謂口語，是不分階級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語言。

　　當然，這僅僅是就本質而言，就細節來說，相對于后來的近體詩的整齊美，詩三百具有不整齊美。但這仍然不能說明詩三百是當時的白話語。在詩三百內部，具有一個由不整齊到整齊的發展過程。風雅頌不僅僅是音樂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更有寫作時間的不同。它的寫作次序，大抵是頌(周頌全部——大雅的前部分若干篇章--------風)。

　　周頌的最為開端的幾章如《清廟》，還沒有押韻，這是中國的第一首詩。沒有押韻的原因，是因為當時還沒有詩歌的概念，還不懂得怎么寫詩，只是將需要表達的內容寫下來，然后配樂，祭祀祖先。當然它所采用的也不是白話語，而是文言文。

　　風的寫作過程，也同樣經歷了一個歷史時期的過程。但風詩已經日益成熟，更為具有整齊的四言詩體，更為具有遠離散文的性質。風詩當然也不是當時的白話口語。

　　2、是否采用“之、乎、者、也”等文言虛詞進入到文中或是詩中。古人不是用“之乎者也”等文言助詞來日常說話的。還有“的、地、得、著、了、過”等，當然，這也是相對的，只能說，這些虛詞的使用，是融入白話成分入詩。文言文散文是不用這些虛詞的，這些虛詞是唐宋之際中國傳統文化進入到通俗化運動之后入詩的。而用“么、嗎、什么、怎么”來取代“之乎者也”，在詩中則是更晚的事情，當然，在小說體裁之中，宋元時期已經有了白話小說。宋代實際上已經是中國的近世文化范疇，由宋代到五四運動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也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

　　3、語序的自然語序還是非自然語序�？谡Z中我們很少見到非自然語序，譬如倒置、倒裝，詩三百中大量的倒裝。譬如前文所說的“我思”，實際上為“思我”。。

　　4、是否有韻律甚至是格律。這一條標準較為復雜，但可以研究和討論。近體詩和詞(近體詩的直接結果)，是最為講究格律的，因此，也就不是口語的，后來逐漸有白話語入詞，如李清照“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钡�也僅僅是將個別白話語詞錘煉入詞，也就是白話語詞的文言化表達。因此，格律詩和詞這兩種體裁，都與民間無關，因為，文言文天生的就是貴族文化的產物，是與民間無關的一種文化。(具有宮廷文化——貴族文化——士大夫文化的內部演化歷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白話詩只能說是采用白話入詩，而不能說白話詩本身是白話。當然，白話詩由于以白話入詩，也就將詩的范疇擴大了，口語化了。因為白話詩也有很多可以不采用韻律，不押韻，也沒有節奏，譬如“網”，僅僅一個字，它本身當然是白話。這些都屬于白話詩的異化現象，變種現象。它們已經成為具有詩與非詩的兩種屬性了。

　　5、關于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此一條并非白話語和文言語體的區別標準，僅僅是較為接近某種語體的標志)：口語是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的混合使用，是以雙音節詞為主體的語言。漢語一字一音，又因為一音多意，因此，必須組合成為雙音節詞，通過字與字之間的組合，才能在口語說話的瞬間給予清晰的表達。文言文更多使用單音節詞，如詩經：“今我不樂，歲月其除�！北容^《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再陳�！彪p音節詞的大量使用，并非是否為文言文的標志，但卻可以證明，詩三百比之漢魏五言詩，更為具有文言文的特點。

　　其次，僅僅樹立上述的幾個標準還不夠，(兩者的區別還有很多，只要將它嘗試放到口語中看看是否沒文化的人能聽懂，就可以知道其是否為白話。)我們還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文言文為何要產生，中國的古典的詩歌散文為何要用文言文而非白話文？為何文言文幾乎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深入研究，才能確認詩三百為文言而非白話。

　　中國的早期文(包括詩歌散文等文學的與非文學的一切文字)，均為文言文而非白話文，中國最早的白話文可能就是宋代白話小說。唐宋之前的一切文字，都是文言文。詩三百、漢魏樂府，陌上桑、孔雀東南飛，都是文言文。胡適為了證明白話文學史，將這些都說成是白話文學，這是他的創造，并沒有提出實證。詩歌中可以有明白易懂的風格，譬如孟浩然、李白詩中都有這樣的作品，這是中國詩歌由古典要走出古典的先聲(參見拙著《走出古典》，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由古典文化向近世文化轉型的先聲和孕育，十月懷胎不能等于一朝分娩。

　　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選擇文言文，是由兩大基本因素決定的。

　　1、是由中國文字的書寫方式和傳播媒介決定的。

　　A、漢語文字的創造，漢語文字的創造初始是甲骨文。甲骨的堅硬難以刻寫，決定了中國早期文字的精煉簡潔。中國最早的書是《尚書》，《尚書》的出現，標志了由甲骨文時代向竹簡文字的轉型。甲骨不能成書，成書只能是竹簡。竹簡書寫媒介的出現，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變革，帶來了由此前簡單應用文字的記錄向表達較為復雜思想的文的革命。竹簡仍然難以刻寫，于是，精煉簡潔的文言語體繼續被采用。到了東漢時代造紙技術出現，中國的書寫和傳播方式發生了第二次大的革命，但文言文仍然被采用為唯一的文字書寫語體，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B、是由中國前期的禮樂制度和貴族體制決定的。

　　中國在周代建立之后，特別是周公攝政的時代，開始實現了禮樂制度的國家化。禮樂制度是早期儒家哲學在國家政治的結果和體現，人說儒家是孔子的創造，這是不正確的，孔子只是對此前漸次形成的儒家哲學的整理和總結，特別是對周公以來儒家思想的總結和闡述。

　　《尚書》就是儒家政治的歷史記錄，詩三百則是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是禮樂制度中的歌詩。一方面竹簡可寫的難度所要求的精煉，另一方面禮樂制度祭祀祖先所要求的典雅莊重，決定了詩三百的文言文語體。

　　風詩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春秋后期禮崩樂壞的產物，為何仍然要使用文言而非白話？這在前兩個因素基礎之上.，就有了另外若干因素：

　　首先是配樂性。中國古代的聲樂歌唱，由于漢語的表意性文字特點，決定了聲樂歌唱的一字一音。音樂是詩歌的搖籃，音樂的韻律節奏決定了詩歌的韻律節奏，人每次歌唱換氣呼吸的有限，決定了歌詞的長度的有限，從而決定了古代歌詩每句之內語詞的精煉性。這也是詩三百由雜言而定型為四言詩的根本原因。漢魏之后，漸次定型為五言詩。到唐宋時代，才定型為七言、到唐末五代時候才有了九言句式，這些都反映了聲樂歌唱逐漸成熟發展的過程。

　　其次，文言文的精煉性，先天地具有優越于白話語體特性。文言文先天具有走向含蓄性、意象性的審美潛質，到了風詩寫作的時代，文言文語體的寫作，已經具有了較長時間的寫作基礎，而白話語體刻寫的難度、禮儀制度的制約，卻從來沒有過書寫的經驗。因此，風詩采用文言而非白話，就成為了當時必然的選擇。

　　其三、中國的文字創造，從漢字的創造到文字、文章、詩歌的創制，都是王室政治文化的產物，甲骨文最早的文字由占卜者刻寫，占卜者是中國歷史最早的史官，在對占卜結果的刻寫記錄中，逐漸創造了漢字，占卜者之后，多數由王直接刻寫。到周公制禮作樂的時候，文章、散文、詩歌才首次出現，當時的攝政者周公和隨后的成王，是這些作品的直接寫作者。

　　周公之后，召公等重臣是直接的參與者和寫作者。一直到后來，詩經中出現有名姓的作者，如尹吉甫、許穆夫人等，無不在當時宮廷的高層。因此，司馬遷記載了有關詩三百的作者身份為：詩三百，皆圣賢之所為作也。圣賢者，帝王也，將相也，知識精英也，民間販夫走卒，何以稱之為圣賢？關于詩三百皆為貴族作品，需要一本書的篇幅來證明，可以另論。這個因素也決定了詩三百的文言語體性質。

　　或云，到了魏晉六朝唐宋時代，以上的許多因素都已經有所變化，為何仍然使用文言而非白話？其中的一些原因和剛剛所說的原因是相似的，也有一些原因是新的因素造成的：

　　漢魏六朝，世家貴族制度漸次興起，世家壟斷政治、教育、文化，當然也要壟斷一切書寫的文體。因此，駢體文興起。駢體文興起，雖然是中國文學自身運動的產物，但更為本質的原因，是世家貴族對于政治壟斷的需要。由于駢體更為遠離白話，更為難于創制，只有經過長時間專業訓練的人才有可能掌握這種文體，而一切政治文書、歷史記載、詩歌表達，都需要這種文言文，于是，貴族通過了對這種特殊文體的掌控，成功地實現了對當時政治權利的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