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漁：愛的困境與善的難題(劉波)

　　在詩集《最后的黑暗》“后記”中，朵漁說他寫了這些年，“真的還不知道詩到底是怎么回事”，越寫越深感詩歌的不可把握。有讀者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無法理解他何出此言。我理解朵漁的“困境”。這不是他謙虛，而恰恰是這種“失敗”讓詩人不至于那么志得意滿，那么忘乎所以。多少比朵漁更年輕的詩人都在談成就，談勝利，以出全集的大師心態制造文字垃圾，但是朵漁小心翼翼，每一行詩出來，每一個字現形，他都要對其負責。這種自我要求讓他在思考和寫作中“把深淵挖得更深一點”，由來已久的困惑從此變成了一種自覺——不是要維持某種現狀，而是選擇向前或向后，要讓自己看清深淵下的那一點光亮到底離自己還有多遠。這個距離就是思考的動力，那束光亮就是寫作的目標。

　　寫作的責任和難度

　　寫詩應有其神秘的維度，這是創造。這種創造或許就是朵漁所要挖的那道“深淵”，當然，挖得越深，難度越大；只有難度變大，有境界的審美才會成為可能。難度寫作絕不僅僅是修辭意義上的，很多詩人可能都會這樣認為。朵漁的那道深淵，是詞語的深淵，也是思想的深淵，可能后者尤甚。

　　對思想的追尋，往往與啟蒙相關，這一方面是自我啟蒙，另一方面是對更多人的精神啟蒙。啟蒙意識是朵漁作為有擔當責任的詩人最隱秘的使命，他也在困惑中摸索著前行�！皩懽鲝膩聿蛔杂�，很做作/有時候我也會陷入沉溺的意志/在一塊思想的薄冰上戰戰兢兢/跟壞人有什么道理好講？/但空洞的謙遜更令人反感�！�(《弄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冒險，它不是一種放松的舒服姿態，需要詩人承擔得更多，更深，這或許就是朵漁認為不自由的緣故吧。只有將寫詩當作一次次“弄險”，方可在語言的創造中把握精神的高度，同時又在對思想的探索中呈現語言的精彩。

　　朵漁的寫作，前后期的變化很明顯，但從精神的角度來看，又有其延續性：對于鄉村文明的關注，對于父母、祖輩以及朋友的關注，對于內心自我意識的覺醒的關注，對于社會批判的關注，對于歷史記憶碎片的整理和改寫。我一直在思考朵漁何以能堅守，不妥協，文字總是那么堅挺，不彎曲，不茍且。朵漁不僅將責任定位在語言上，而且也要將責任從修辭拉回到地面，賦予其更切實的力量�，F場是責任書寫的源頭，也是責任的載體。從憑空冥思到鐘情現場，這里的轉化有著清晰的演變路徑。為了讓自己不至于太偏離日常，詩人需要“生活在真實中”，肉身和精神的雙重存在，當構成一個堅實的現場。

　　羞恥心與常識感

　　有羞恥之心，有常識感，當屬一個人的教養。而我們如何獲得教養，則是考驗耐性和毅力的難題，對于處在心靈黑暗中的人來說，更顯必要。朵漁以批判性的思考和對時代的審視，為人生作了注解。帶著審視的眼光看待自己以及寫作，是詩人面對羞恥最好的回應�！霸妼懖缓弥饕�是光榮太多”，的確是當下詩人寫不好詩的一個重要原因，它關乎的是詩人的心態：你到底是以什么樣的目的來寫詩？朵漁對詩人所獲的光榮持警惕態度，這是道義使然：太多的光榮，容易讓人活在自我陶醉感中不可自拔，最后剩下的，不過是一堆虛幻的榮譽。只有不斷的自我剖析，才可能彰顯與命運抗爭的不可回避，“你有沒有勇氣成為失敗的一部分，而不是作為它的鄰居？/連一次像樣的失敗都沒有，你是不是得到的太多了？”(《問自己——你要誠實地回答》)帶著“惶惑”和“猶疑”的追問式寫作，是朵漁“失敗主義”觀念的話語實踐，也是他能不斷前行的動力。

　　沒有羞恥感的人，言談舉止間往往就可能流露出膨脹的成就感，追求“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的虛名，且認為是理所當然，這同樣也成了一種詩壇常態。朵漁對此深有感觸：“今人詩有三�。翰徽\實，不老實，不真實/飯碗里沒有羞恥，辭受間全是政治�！�(《說恥》)如此坦率決絕，擲地有聲。詩人的追求不僅僅是寫一兩句出其不意的詩，更應該關乎一種精神。那種語言小格調，終究只是生產小技，而無大視野，更無大境界。就像詩人所言，僅僅滿足于做一個文人，那種雅興與酸腐應合，莫過于一種自我墮落。寫詩可能是一種批判精神和懷疑思想，但更是一種身份認同和擔當情懷。

　　詩歌通向愛的可能

　　2008年，汶川地震災難之后，朵漁在悲憤中寫下了《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其批判意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愛生出，而不是為了單純地批判。帶著“詩歌不是讓人學會仇恨，而是讓人變得善良”之情懷，他在“面向時代的寫作”中，節制地寫著理想中的文字，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個性使然呢？在我們的詩歌寫作里，需要這樣的反叛個性和堅韌意志，更需要愛。

　　朵漁曾在詩中言說：“愛，這絕望的藝術/讓我感到無力”(《再見·愛》)，他也有愛的追問：“當你說到愛，你到底是在愛別人還是愛自己？”(《問自己——你要誠實地回答》)這都可能是愛的困惑。但只要內心之愛不通向虛無和譫妄，那就還存有愛的可能�！皬淖罴毼⒌氖挛锢镏匦聦W習愛，從書頁間/討生活�！�(《從死亡的方向看，什么才是有意義的》)這才是真實的生活，真實的愛，愛就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我們每日的景觀、行動和冥想里。

　　詩人帶著感恩的書寫，是日常之愛，廣博之愛，也是終極之愛。這種愛看似瑣碎，不宏大，也不激昂，但它是一種教養，一份信念�！捌渌�的越來越不重要。但愛依然很重要�！痹谡Z言之外，似乎只有愛能支撐著詩人繼續抒情和敘事，直面慘淡的現實，也探尋這世界的荒謬。當愛變得虛偽，愛就是逃避責任，一切的努力都可能會是徒勞。朵漁不會讓愛變得徒勞，他要讓其有所指，也有所落實，落到人生命運里，也落到詞間和筆端�！皭凼且环N歡樂，雖然是一種夾雜著痛苦的/歡樂，但仍然是一種歡樂�！�(《想不撒謊真難——維特根斯坦：天才之為詩人》)詩不是讓人學會仇恨，而是讓人向善。詩之善與愛，為寫作最終的路向。人生靠歡樂之愛獲得價值，而詩歌則是對善與愛最后的備忘。

　　朵漁不僅僅在寫愛之詩，其實，他提出了很多具有現實性的問題：我們該如何面對寫作？怎樣在詩中去面對愛的困境和善的難題？這些都是很尖銳的問題。它們就那樣結實地擺在面前，迫使詩人去努力理解，去解決發生在自我和他者身上的現實與精神困境。

　　劉波，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相關鏈接

　　朵漁，1973年生，原名高照亮，詩人、學者。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居天津。主要作品有詩集《暗街》、《高原上》、《非常愛》等；文史隨筆集 《史間道》、《禪機》、《十張臉》等。 現主編詩歌民刊《詩歌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