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15周年：澳門文學的跨域筑夢(袁紹珊)

　　聞一多那首《七子之歌》的組詩，曾經在澳門回歸那年唱至街知巷聞，一句“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寫出多少“亞細亞孤兒”的心聲。

　　即使內容相對單薄，澳門文學和港臺文學一樣，也能在大部分文學史書寫中占一席之地，然而貪心如我，仍介懷中國文學史中有關澳門文學篇幅的長短， 仍介意許多高校僅僅將澳門文學置于“港澳臺文學”的范疇中輕率帶過。與臺灣強烈的本土意識相比，真正讓人擔憂的，是澳門文學長期處于“存而不論”的狀態， 即使在澳門本土，相關的文學研究及評論也非常缺乏。

　　對于一個歷史不算久遠、人口只有幾十萬的小城巿來說，追求文學史的厚度，還不如追求它的廣度。澳門作為一個華洋混雜的城巿，文化上很早就開始有 跨域的視野，慢慢形成自成一格的混血美學。以文學為例，在澳門作家的文學啟蒙與養成教育中，內地、香港和臺灣作家的作品對他們有很大的借鑒作用，澳門文學 在上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深受內地左派文學影響；進入八九十年代，香港的金庸，臺灣的余光中、瓊瑤、三毛等人的作品，都是許多澳門當代作家成長的文學 養分。

　　直到今天，盡管內地和港澳臺文化作品的跨域傳播越來越頻繁，澳門文學與內地、香港、臺灣三地的交流依然處于一種“單向輸出的不對等關系”，亦即澳門幾乎沒有對其他地區的文學造成影響，澳門人更慢慢形成明顯的排外心理，害怕外地作家蠶食本土有限的文學資源。

　　反觀臺灣，即便面對經濟不景氣、出版巿場疲弱的情況，依然敢于將許多文學獎、雜志版面、出版機會開放給全球華人作家競爭。臺灣人一向具有“愛拼 才會贏”的冒險精神，活在這樣一個貿易島的人也明白，想要提升“文化軟實力”，為筑建21世紀的文學夢開一條活路，就必須先從在地開始，繼而展望內地與港 澳、東亞乃至全世界，讓全球人才在此頭角崢嶸，方能激發地區的潛能和生命力。

　　比起聞一多筆下那個失去身份的孤兒Macau，我更喜歡澳門詩人懿靈的《Macao，Macau》，她在詩中寫道：“究竟愛還不足夠平分開去／還是愛只夠讓人看見自己�！蔽磥淼陌拈T文學，想要靠自己文化實力的優勢在內地和港澳臺文壇立足，就應該這樣不斷的反問自己。

　　文學不應是迎合他者的產物，也無須依靠他者的命名來獲得肯定。忠于自己的根和夢，在文化跨域交流的過程中，勇于發聲和聆聽，追求真正平等的對 話，才是文學的普世價值。惟有如此，即便是一座島嶼、一座小城，也可以寫出在地的世界性(Global in Local)，才可以在全球化的當下保持海納百川的視野，在內地和港澳臺地區的文學版圖中認清自身領域。

　　外地作家常常問我，如果只能反復書寫一個3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到底要怎樣挖掘有意思的故事？

　　是的，30平方公里在某些人眼里，可能和宜家家居的陳列室大小沒啥差別；但“30平方公里”加上“50萬人口”加上“千億稅收”的條件，對作家來說，這地方就不缺千奇百怪的寫作材料。

　　我經常聽到的論調是，文學已經落伍，以丑為美的現代詩不合時宜。仿佛詩意本該是一件不經大腦的存在，是一種純視覺的唯美享受。好像詩人或作家的 責任，只是把一杯咖啡的色香味用一個動詞概括，或把一座大樓的壯麗外觀用最貼切的形容詞描述。深究咖啡產業和公平貿易的關系，或提及蓋房子的農民工被騙薪 的遭遇，是一件多么破壞“詩意”的行為。就像認定作家要描述歐陸風情的澳門，就應該集中呈現它的靜默街道和風花雪月，回避賭場內外的貪婪人性。因為在許多 人眼中，文學的作用不是外部的交流，僅僅是內在的觀照。

　　近年澳門文學創作的困境，不是把握不住當權者的指令和巿場的需求，而是在文化創意產業的金光之下，想方設法在技藝上吸引眼球，卻不敢做出顛覆乃至冒犯讀者固有價值觀的嘗試。

　　我一直覺得創作者，尤其是詩人的角色，是對大家習以為常的定論提出疑問，而不是提供一個直截了當的答案。因為在多元文化不斷碰撞的當下，答案是 需要每個人自己去尋找的，所有文化交流的最終目標都不是達成共識，而是更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差異性，從而尊重彼此的文化選擇�！岸嘣�文化”這個詞，包含的是 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全球化與本土的復雜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看儼然。

　　如果澳門作家只是沾沾自喜于城巿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底蘊，卻不思索21世紀的澳門所面對的多元文化的復雜性，譬如美國賭場文化的引入、外 傭對澳門家庭的影響等觸目所及的社會議題，會是多么辜負了這個“大時代”給予的機遇。近年來，小說家李宇梁的《上帝之眼》、鄧曉炯的《迷魂》、太皮的《綠 毯上的囚徒》等，都已經很精彩地展示了作家如何在30多平方公里的狹小都市生活空間，利用多元的都巿現實和厚重的歷史題材，呈現出與眾不同的澳門。

　　當外地朋友問我，澳門有什么獨一無二的伴手禮？我都會說，每一本澳門文學作品，都含有30平方公里的喧囂，它不是靜寂如詩的歐洲明信片，卻比杏仁餅有意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