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與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陳嬿文)

——以臺北“明星”咖啡館為例

　　哈貝馬斯認為，咖啡館首先是文學批評中心，在這樣的批評過程中，一個介于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在歐洲，咖啡館的社會功能尤為顯著和關鍵。以法國為例，狄德羅為首的知識分子常常聚集在“普羅寇普”咖啡館里籌劃撰寫《百科全書》，學術界泰斗都因該書而云集于咖啡館，包括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內克等等。18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也經常在巴黎咖啡館里碰頭聚會，擬定并撰寫《共產主義宣言》。這些塞納河“左岸”咖啡館里知識和思想的熏陶，直接影響了后來“右岸”咖啡館里的政治運動。此外，現代藝術的發端與藝術家對咖啡館空間的迷戀也有直接關系。畢加索、梵高、莫奈等都曾經把漫長的時間放在咖啡館里。相較之下，咖啡館在東亞地區的發展中似乎不具備廣泛的影響力，但是在華人世界，咖啡館也有過如公共空間的傳播功能或歷史。

　　作為新一代知識分子，《現代文學》的創辦人白先勇曾說，上世紀60年代在臺北去咖啡館是一種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但對于文化藝術圈的人來說，咖啡館在這一群體中的普及率則大為不同。特別是對于城市中興起的一批受到現代主義啟蒙的文化階級而言，咖啡館很自然地介入了他們的生活。文學體制的轉變，直接影響咖啡館的角色轉變，隨著文學出版事業的專業化，咖啡館因其空間形式與所能提供的傳播功能成為文學生產鏈的一環，并且分門別類，按照不同屬性、不同需求而分類的咖啡館紛紛出現。

　　哈貝馬斯在闡釋咖啡館與公共領域理論的關系時就定義政治公共領域的前身必定是文學公共領域。那么，咖啡館一開始作為文學公共領域的前端，到底如何發揮它傳播輿論的功能？它又是如何對一個城市里文藝機制的形成產生影響？其實，哈貝馬斯所發現并定義的公共領域，剛開始并不是對所有民眾和階層都完全開放的。他所謂“公共領域的參與者”是“擁有一定財產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譬如當時的臺北大約600位作家居住在中山堂周圍，大量的文化名流及各種文化性機構，包括文學傳媒、出版社以及文學性社團群聚之所在。許多咖啡館也在此開張。那些“擁有一定財產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公眾群體，便使臺北這個戰后的新興城市具有發展文化產業的充分條件。受到社會各領域趨于專業化的影響，咖啡館則轉變為某一領域群體聚集產生社群的場所，包括以音樂為特色的如“波麗露”、“田園”、“朝風”、“野人”等咖啡館，以文學為特色的“明星”咖啡館、“文藝沙龍”、“作家”咖啡屋。而“波麗露”、“田園”、“朝風”、“野人”幾家咖啡館都是因為擁有在當時堪稱先進的音響設備聞名。

　　“明星”咖啡館可視為臺灣文學公共領域形成的標志性咖啡館。最初由白俄老板開辦，之后交給愛好文藝的簡錦維夫婦經營，日益散發出濃厚的文藝氣息。文學雜志如《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和《創世紀》《藍星》等曾是引領著臺灣文學向前邁進的重要指標，而這些雜志從醞釀到成形，甚至編輯到發行的流水線，大多都是在咖啡館里完成的。所以，當時的文人泡咖啡館通常不是為了咖啡，而是為了這一可供思想交流與資訊傳播的空間。然而“明星”咖啡館的興盛以及今日仍留名于文學界的原因，不得不說拜《現代文學》《創世紀》《文學季刊》等文學刊物所賜，這些刊物的編輯、作家們都將明星咖啡館視為自己的“編輯室”，各自占據一隅而自得其樂，也并不相互排斥。

　　“明星”咖啡館的騎樓有詩人周夢蝶的書攤，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來訪，瀏覽書攤并拜會文友，然后再到“明星”喝杯咖啡，這成為當時許多文人的例行享受。以白先勇為首的《現代文學》一眾編輯，也會將賣不出去的《現代文學》，一包包的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座上”，然后步上“明星”喝杯咖啡，度過一個文學的下午。那時的青年人一味追求現代思潮，白先勇的《現代文學》從始至終就表現了對現代文學的熱情，介紹諸如卡夫卡、加繆、亨利·詹姆斯、�？思{、托馬斯·曼、貝克特等現代作家，期望能汲取新的文學形式和精華改造臺灣文學。這一群文友或大學生，也喜歡在“明星”談論存在主義哲學，試圖確立自己“存在”的意義。這一從1940年代至1960年代末風靡全球的思潮，曾經因現實的疏離而被硬生生地鑲嵌在臺灣人精神文化里，直到1970年代才逐漸“去魅”，此間因著存在主義而創作的作品，表達了人之存在的焦灼感、虛無感與荒謬感，以致于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被定義為“失根放逐的文學”。無論這種定義準不準確，這種文化上的斷裂使得“咖啡館”和“文學現代主義”幾乎被畫上等號，以至后來一些本土化的敘述，將“咖啡館里的談論”等同于“無用的清談”，并斥之為逃避現實，指涉當時文人親近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并非只是單純擁抱形式，而是消極地與統治階級站在話語權力共謀的立場。然而事實是并非所有咖啡館里的文人作家都在永無止境的漫談中消耗時光，例如黃春明就在“明星”寫下許多現實感極為濃烈的小說，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明星”咖啡館里完成的。

　　在哈貝馬斯看來，20世紀上半葉其實正是歐洲公共領域的衰落時期，由于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距離消解了，大眾媒介成為強有力的集中化控制手段，于是社會性質的公共領域開始被“重新封建化”。此時面對這樣的控制，一向強調“顛覆、質疑、批判社會的現代藝術”就可以順水推舟在咖啡館等文學公共領域發揮它干預政治和傳播社會輿論的言說功能。從這點上來看，亞洲的公共領域發展和歐洲是極為不同的。上世紀60年代臺灣文學界尚未成熟到足以運用現代藝術的力量干預政治場域，所以文學公共領域自然無法過渡到政治公共領域或產生類似市民社會那樣的輿論功能�？Х瑞^對當時的文人而言，更像是一個田園般的夢幻場所，文學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他們聚集的目的。這使得臺北的咖啡館從始至終并沒有像歐洲那樣，出現哈貝馬斯所認為的“圍繞著文學和藝術作品所展開的批評很快就擴大為關于經濟和政治的爭論”。

　　此外，威廉斯從文化社會學上界定兩個關鍵詞：一個是institutions，一個則是formations。學界將前者譯為“社會機制”，后者譯成“內在結構”。社會機制就是那些對藝術生產、傳播和消費具有中介作用的種種外部社會結構，即哈貝馬斯所說的文學公共領域中的咖啡館、俱樂部、沙龍，到各種制度性因素(諸如出版社、雜志、劇院、博物館、音樂廳、圖書館，甚至學校等等)；而內在結構則是專指藝術界的內部組織，諸如藝術家協會、專業藝術家團體、學派或運動等等。作為社會機制的“刊物(媒體)”的生產從藝術家到市場，中間經過諸多環節，尤其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中間環節——這使傳播與流通具有相當的意義。由于市場的形成，以及由于藝術可能作為商品被購買，更由于貨幣這一普遍中介，藝術家便得以在一個自由空間里進行藝術生產。在“明星”咖啡館中出現《現代文學》等雜志，確實體現了文藝自主且合法化的現代性過程，產生雨后春筍般的“文學行動者”，他們在咖啡館談論文學，在刊物上有正式的文字發表與讀者的回響交流，其后再作為文化商品推而廣之，這正是“文學生產”的直接原動力。雖傳播范圍不廣，但傳播渠道已然形成。

　　總的來說，作為公共領域，“明星”咖啡館之于臺灣文學史的意義非凡。歐洲咖啡館興盛的原因，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實踐公共領域的場所之一，如哈貝馬斯所認為的，在咖啡館里“實踐的含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參與其中的“個體自我意識”在所處公共領域中的“理性思維”，經過創造性的批判和轉化后，這些理性思維產生了實質的文學作品或時事評論作品。結合其外在機制與內在結構的不可分因素，臺灣的文學行動者借助于咖啡館之實踐的含義，則是為文學爭取到了歷史地位，尤其以《現代文學》刊物為代表的自主機制，使得臺灣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彌漫著一股理性主義的咖啡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