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雷達)

雷達觀潮

　　鄉土文學非但沒有終結，而且正在擴展邊界和空間，其中涉及的問題比先前似乎更深刻、更復雜，但未及展開，批評界的話語焦點已轉向了“鄉土文學終結說”，豈不怪哉？

　　在城鄉快速轉型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鄉土文學的命運堪憂。近年來，“鄉土中國敘事終結”說，“完整鄉土中國破解”觀，以及“城市文學取代鄉土文 學”等“終結性”的觀點不斷地逼近鄉土文學。持以上觀點者認為，當今鄉村社會幾近解體，作為鄉土文學的土壤和根基將不復存在，因而鄉土文學在當下中國已臨 近終結了。當然也有論者對鄉土文學的未來持相對樂觀的態度，認為在現代性轉向的大背景下，如果發掘作家“新”的視野、“新”的觀念，肯定作家的發現、闡 釋、書寫有別于傳統的經驗，鄉土文學仍大有可為。

　　事實上，這種思潮在社會學家那里早已存在。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城市化不能以終結鄉村文明為代價，要把新農村建設上升到鄉村生態文明的高度。應該 看到，目前我國的鄉土仍是廣大的，即使中國像某些完全沒有農業的工商業國家一樣了，中國的鄉土文學作為傳統也仍然會潛隱而頑強地存在，它是基因一樣的東 西，只要中華民族還在，鄉土精神也就不會消亡。再極端地說，假使人類都遷居到太空居住了，也是會深深懷念地球村的。王躍文的《漫水》，郭文斌的《冬至》 《玉米》以及王新軍的“大地上的村莊”系列等為數不少的鄉村浪漫敘事，今天仍被讀者看好，就因為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一個恬靜安詳的世界，甚至是鄉村精神的 烏托邦，由于地域文化氣息濃厚，形成了一個整體性的“審美場”。這種“親和鄉土”的浪漫敘事承續了傳統文化基因中的道德理想，并非作家偶發思古之幽情，它 更契合時下文化守成的現代性鄉愁。它不是向后看的、消極的懷舊，而是尋找健康個性和精神家園的努力。

　　但是，當下中國正經歷著城鄉轉型的巨大裂變，即從“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這不是幾部描寫現代性鄉愁的作品可以滿足和涵蓋的。當下文學面 臨的是這樣巨大的社會轉型和人心裂變，在全球化時代，歷史的節奏也在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躍升，而不是相反。作為對社會生活的表現、想象與建 構，鄉土敘事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履歷。在表現城市化產生的復雜社會問題和各種價值斷裂時，鄉土文學正在積極書寫、建構和諧社會中新的道德、 信仰和美學新秩序。在此意義上，賈平凹、劉震云、張煒、劉慶邦、畢飛宇、關仁山、劉醒龍、陳應松，乃至周大新、鄧一光、王十月等作家的創作取向在今天顯得 尤為重要，因為在表達中國經驗時，他們能感知傳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中的人心的撕裂與陣痛。

　　我們不能忽視近30年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鄉土文學可能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變化，而且隨著人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文學的主題、場域必然發生改 變，這個變化是劇烈的、空前的、深刻的，甚至含有某種悲劇性，它正在向未來展開，而不是回到過去。新世紀以來，鄉土文學的困境和未來鄉土文學書寫空間的開 拓正是當今文學的一個新課題、新難題。盡管我們還沒有非常成熟的城市書寫，也沒有完成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的經典性文本，但我們欣喜地看到，新世紀鄉土文 學中出現的賈平凹的《秦腔》《高興》《帶燈》，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閻連科的《日光流年》《受活》，關仁山的《麥河》《日頭》等“改變鄉村”與“守望鄉 村”的迷惘，劉慶邦的《到城里去》、王十月的《國家訂單》、陳應松的《太平狗》等作品中“城市”與“鄉村”價值的迷失等，都正在開拓著鄉土文學書寫的新空 間。再比如，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孫惠芬的《上塘書》等作品表現的宏大敘事的解體與“細節化”敘述方式的涌現，敘事視角、審美形態發生了改變，出現 了“閑聊體”、“方志體”、“詞典體”等多種敘事形態，其敘事新元素如繁華綴景，大量的方言俗語被重新啟用，鄉村敘事也從鄉村田園向城中村、村中城、城鄉 交融空間的變化等方面伸展。

　　為此，我曾提出過“亞鄉土敘事”的概念。我認為，鄉土文學的主陣地正在轉移，空間也由鄉村轉向了城市，但鄉土之魂的本質還未發生根本變化。它從 大自然的懷抱進入了由鋼筋水泥建造的高樓大廈、高架橋、高鐵，且不得不與各樣的電子設備打交道。這類作品一般聚焦于城鄉結合部或者城市邊緣地帶，描寫了鄉 下人進城過程中的靈魂漂浮狀態，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我國農民必然經歷的精神變遷。與傳統的鄉土敘事相比，亞鄉土敘事中的農民已經由被動地驅入城市變為主動 地奔赴城市，由生計的壓迫變為追逐城市的繁華夢，由焦慮地漂泊變為自覺地融入城市文化，整個體現的是一種與城鄉兩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與期待�！皝嗋l 土敘事”所關注的恰恰是當下轉型中體現的政治、道德、倫理、人權、性權力、人生理想等精神建構，它遠非傳統鄉土文學中的地域和民俗所能涵蓋，也不是啟蒙時 代的傳統批判。這是不是一種更加寬廣的道路，是不是一種更有現代意味的詩性呢？

　　我認為，在表現城鄉價值時，原先鄉土文學觀念中的城鄉二元思維逐漸被一種更為復雜的審美判斷所取代，這種判斷孕育著一種新鄉土美學，但這種美學 尚未形成。不少作家在表現城鄉交集時出現了價值選擇與審美判斷上的矛盾：在面向鄉村文化時往往顯示出現代批判和啟蒙姿態，而在面對城市文化時卻又流露出留 戀鄉土、回歸傳統的游移。也就是說，當書寫對象發生改變后，作家對未來社會的文學想象、價值建構并沒有徹底形成，但從這一價值的選擇和迷惘中，我們已經看 到了一種新的審美心理和社會空間的生成，這必然催生一種新的審美形態。在這個意義上，鄉土文學非但沒有終結，而且正在擴展邊界和空間，其中涉及的問題比先 前似乎更深刻、更復雜，但未及展開，批評界的話語焦點已轉向了“鄉土文學終結說”，豈不怪哉？

　　在真正的市民社會尚未形成，鄉村社會仍是當下重要的生存空間的大語境下，鄉土記憶仍將與現代中國社會結伴而行。更重要的是，如果當下的鄉土文學 寫作單純地抱守鄉土文學傳統觀念的純粹性，僅將封閉的鄉土空間作為敘事目的，自然沒有更寬的出路。倘若能將變動不居的時代裂變，特別是城鄉轉型期間的人物 命運連筋帶肉地寫出來，鄉土文學將會出現另一種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