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鐘蒼茫歌大呂(郭寶亮 )

　　長篇小說《日頭》，是關仁山繼《麥河》之后創作的又一部極有分量的長篇力作，也是他的“農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日頭》)的收官之作，是他對自己創作的又一次突破。小說以冀東平原日頭村從“文革”到新世紀初近半個世紀的波詭云譎的雄奇變遷史，以金家、權家、汪家、杜家幾代人錯綜復雜、纏綿糾結的關系圖式，鮮活地展現了轉型時期中國農村斑斕多彩、驚心動魄的生活風貌，成為一部“黃鐘大呂”式的時代史詩。

　　小說塑造了權桑麻與權大樹、權國金父子、金世鑫與金沐灶父子以及敲鐘人老軫頭與汪火苗父女，道士杜伯儒等眾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權桑麻和金沐灶是其尤為著力的典型形象。權桑麻是中國農村的能人，他的性格復雜而多面，他既有豪俠仗義、果敢任為的英雄本色，又有狡詐貪婪、兇狠專橫的霸道品質。他當了一輩子日頭村的支書，有著自己的處世哲學，他教育兒子權國金要有“草原狼”的精神，要先做事后做人：“在中國做事，就得冒險，反常規出牌，你規規矩矩做事，屁事都干不成！人窮志短，馬瘦毛長，好人和壞人咋區分？只有你成事了，境界自然高了，你的人就會自然做好了！”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也是中國當前社會許多“成功人士”的經驗之談。權桑麻這一形象的典型意義就在于，他是中國農村基層的真實寫照，形象本身就涵蓋了中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史。權桑麻建立的農民帝國，集專制、嚴密、混亂、愚昧、迷信、短視、功利、破壞于一體，他所構建的資本、權力、“土豪”三位一體的利益格局，成為中國社會利益鏈條的象征。權桑麻死了，但他的陰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兒子權國金身上，也象征著權桑麻專制體制的實質性延續，改革的路任重道遠，中國的現代化既是制度的也是人的和文化的。

　　金沐灶則是一個知識型的新型農民形象。他是日頭村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個狀元，大學畢業后，分配回到縣農林局，后來回到家鄉當了披霞山鄉副鄉長。他熟悉農村，熱愛農村，渴望有一番作為，但農村的現實讓他越來越失望。他念念不忘的是父親臨終前的囑托，建魁星閣，續文脈。父親為護鐘而英勇獻身的描寫，象征著自“文革”以來，我們對傳統的毀滅性的大破壞。日頭村的古槐、天啟大鐘、魁星閣以及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布局的古村建筑風格，都是傳統文化的象征。古槐的幾次遭斧鉞，天啟大鐘的幾次遭埋藏被盜，魁星閣的被火燒，以及日頭村最終“被”城鎮化的強拆，都象征著現代性對傳統性的強力入侵。為了建魁星閣、續文脈，金沐灶毅然辭職歸里，且終身未娶，都表明了他性格中的倔強、堅韌甚至怪異。金沐灶是我們這個市儈主義時代的民間思想者。他不斷地思考著農民農村的出路。辭職以后的金沐灶，也曾一度成為經濟大潮的參與者，他建立了鑄銅廠，成為有錢人，但他發現，資本介入農村，表面上看給日頭村帶來了繁榮，實質上是對農村的剝削和掠奪。環境破壞了，資源嚴重消耗，老百姓并沒有得到多少真正的實惠。而得利的只是權桑麻和袁三定等少數人。他決定賣掉鑄銅廠，開辦家庭農場，雇傭有技術的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金沐灶的沉重、痛苦、苦思冥想，使他顯得卓爾不群，又不合時宜。

　　鮮明的現場感和藝術超越感的有機統一是長篇小說《日頭》的突出特色。所謂的現場感，是說小說描寫的生活必須是在場的，必須是鮮活的生活細節。關仁山長期深入農村，對農村生活和現狀了如指掌，因此他的寫作往往信手拈來，農民的生活細節處處鮮活飽滿，沒有任何做作之感。小說寫到的歷史大事，比如文化大革命、大包干、鄉鎮企業的興起、農民工進城、免除農業稅、城鎮化進程等等都是在寫實性的細節中呈現出來的。直面現實，需要作家的勇氣，同時也在冒險。這就是審美的距離。當然，關仁山也深知，小說作為藝術，不能是純粹的紀實，它還需要藝術的超越感。超越感就是小說必須有靈動飛揚的氣質，還要有高蹈不俗的思想魂魄。好的小說既是寫實的又是虛幻的，既扎實鮮活又靈動飛揚，是現場感與超越感的有機統一。因此，在《日頭》中，關仁山使用了敲鐘人老軫頭與毛孩兒毛嘎子的雙重視角的敘述。敲鐘人老軫頭作為歷史的見證人，他的敘述樸實、客觀，老軫頭膽小怕事，但具有一定的是非觀。他既是權桑麻的親家，又是金沐灶的準岳父，他對日頭村的故事娓娓道來，敘述可信而自然，帶著一種冷幽默。毛嘎子是個精靈般的存在，因為善良，毛嘎子永遠長不大，他半人半仙，飛升在云頂，盤落在菩提，對日頭村的每個人的今生來世了如指掌，他的敘述全知全能，亦真亦幻，彌漫著一種清麗飄逸之美，他是老軫頭敘述的補充和超拔。毛嘎子心靈世界的根基還是我們賴以存在的現實世界，所以他也在試圖開拓一個人類的精神世界，表達著他對人類精神的崇高追求。正像毛嘎子在敘述中說：“紅嘴烏鴉在思考世界的命運”。

　　關仁山在小說中引入日頭村來歷的神話、紅嘴烏鴉、狀元槐、天啟大鐘、魁星閣等傳說和“關代人”、“土褲”以及評劇、皮影等風俗與文化元素，使小說具有了濃郁的歷史文化氛圍，顯得厚重沉實又空靈毓秀。關仁山在作品中還使用大量的象征性意象，比如，權桑麻的“鋼筆”、死后的脊骨，大妞的腳，紅嘴烏鴉，狀元槐的流血等，都使作品獲得了意味深長的藝術韻味。小說的最大超越感在于作者灌注其間的強烈的批判意識和深刻的反思精神。這一點，對關仁山本人的創作是一種超越。小說沒有簡單地進行歌頌或批判式的價值評判，而是在對歷史盡可能客觀的還原中注入理性的反思精神。小說對權桑麻、權國金、權大樹、袁三定、腰里硬、蟈蟈、猴頭等人物的塑造中，充分注意了人性的復雜性。特別對權桑麻父子的刻畫，深刻反思了歷史文化的塑形作用。

　　《日頭》對當前農村田園荒蕪、生態失衡、空巢老人、留守兒童、道德淪喪、城鎮化的強拆等社會現象的描寫，不是簡單的譴責，而是深度反思。作者反思了這種現象的歷史根源、文化根源、制度根源。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講，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向城鎮化的現代文明的轉向，將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因而，它對傳統文化及其道德心理的震撼也必將是強烈而持久的，城鎮化的實質應該是文化觀、價值觀的變化，農民變成具有現代主體意識的新人，這就是金沐灶所說的“農民主體觀”。然而，在這場劃時代的轉型中，我們對城鎮化的理解卻是膚淺的，急功近利的，我們認為城鎮化似乎就是拆農屋、建高樓，讓務農的農民變成務工的工人。在這個過程中，惡意資本趁虛而入，它追求利益最大化，加上官商勾結，像權桑麻和權國金那樣，他們成為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資本服務的干部�！度疹^》不像時下的一些小說那樣，對城鎮化過分情緒化的詛咒，而是通過金沐灶試圖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結合中，從“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鎮化的正確方向。探微農民的精神困境與迷失的文化根源，正是這種反思的深度，使《日頭》成為當下優秀的小說之一。

　　當作家都在追求個性和獨特風格時，《日頭》卻以宏大敘事脫穎而出，顯然它具有了風格創新。小說不僅僅擺出問題，而是試圖探索農民和農村的出路，試圖從制度、文化、思想的高度，探索時代困境的解圍方向，以藝術感染力震撼我們的心靈，小說曲終奏雅，黃鐘蒼茫歌大呂，狀元槐自燃，老樹涅槃，“鐘聲在村莊和田野里顫動……村莊沒了吵嚷，除了鐘聲還是鐘聲，最后變成一股氣息，天長地久，無窮無盡地縈繞在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