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大地的沉重憂思(王春林)

　　關仁山的《日頭》在具備藝術審美價值的同時，其認識價值的突出也的確不容忽視。從根本上說，一部作品認識價值的突出，須依賴于作家深刻思想能力 的具備。所謂思想能力，就是強調作家在寫作過程中一定要對自己的表現對象有深切獨到的理解與發現。很多時候，文學作品的不盡如人意，關鍵原因首先在于作家 根本就沒有把自己所欲表現的對象客體想明白。如此一種境況，乃所謂思想貧弱癥者是也。

　　相比較而言，關仁山顯然應該被看做是當下時代中國作家中思想能力相對突出的一位。他一方面在自己所特別鐘愛的小說創作上從來也不固步自封，總是 以一副海納百川的姿態廣泛地吸納各種有益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長期關注思考鄉村大地上農民兄弟的命運變遷，其中尤以對現代化思潮強勁沖擊下鄉土中國未來發 展可能的關切而引人注目。無論是幾年前的《麥河》，抑或是現在的《日頭》，這樣一些關于鄉村大地命運變遷的史詩性厚重作品的出現，皆是拜關仁山長期積極關 注思考現代化背景下鄉村現代轉型問題的一種必然結果。在當下雜亂無序的大變局中，關仁山的可貴之處在于，以不變應萬變，孜孜不倦地固守鄉土中國的一隅，專 心致志于鄉村現代轉型問題的悉心揣摩。惟其能夠矢志不移，他才可以在這一題材領域不斷地向歷史與現實的縱深處開掘，可以不斷地有新的感悟與心得融匯體現到 自己的作品中。

　　同樣是密切關注鄉村現實的長篇小說，與只是集中關注思考土地流轉問題的《麥河》相比較，到了《日頭》中，關仁山不僅思想藝術視界更其闊大全面， 而且對于現代化思潮襲擾影響下鄉村社會現實的批判與反思力度也得到了明顯的加強。我們注意到，或許與小說的批判反思主旨有關，關仁山在對“文革”后日頭村 生活的書寫中有著導向非常明顯的取舍。這就是，傳統農業生產的被舍棄與商品經濟這一方面的被格外重視。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日頭》雖然講述著鄉村故事， 但農業生產場景的闕如卻是無法被否認的一種事實�！稗r村大包干后，日頭村紅火了幾年，后來就像拉出的弓箭，越飛越沒勁了。打了糧食，也賣不出好價錢，這讓 莊稼人心有不甘�！蔽┢淙绱�，關仁山方才對傳統農業生產一筆帶過，而把書寫重心落到了商品經濟的充分描寫展示上。從第三章“姑洗”的第三節開始，作家的筆 觸開始涉及到“文革”后的日頭村生活，其描寫重心就明顯地傾向到了對于鄉鎮企業的關注與表現上。實際上，所謂極權與資本的合謀及其危害，并不僅僅表現在如 同鋼鐵廠和鐵礦這樣的鄉鎮企業上，也同樣突出地表現在晚近一個時期的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能夠以一種雄強遒勁的筆力將“文革”后威權資本時代鄉村大地上發生 的種種人生悲劇描摹展示在廣大讀者面前，正可以被看作是關仁山《日頭》最根本的思想價值所在。

　　不容忽略的一點是，關仁山對于鄉村大地的滿腔深情，他那無論如何都壓抑不住的沉重憂思，也同樣凝結表現在了若干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之 中。大凡優秀的長篇小說，都少不了塑造有內在藝術張力的人物形象。對此，有著豐富小說寫作經驗的關仁山，自然心知肚明。落實在文本中，便有了諸如權桑麻、 金沐灶、火苗兒、老軫頭、袁三定、權國金、杜伯儒等一系列頗具深度的人物群像的鮮活呈現。其中，能夠給讀者留下難忘印象者，當首推曾經長期在日頭村擔任黨 支書職務的權桑麻。需要強調的是，在充分凸顯權桑麻強烈權力欲的同時，關仁山還寫出了他性格中關鍵時刻敢于承擔勇于自我犧牲的另一面。這一點，突出地表現 在“文革”期間冒險救人的行為上。從藝術表現的層面上說，也只有在寫出權桑麻的這一個性格側面之后，這一人物方才顯得特別真實可信，才擁有了某種突出的審 美價值。

　　如果說權桑麻這一形象意味著關仁山對于中國異常沉重的鄉村現實的一種深刻洞察，那么，在金沐灶這一形象身上所真切寄予著的，就是作家對鄉村未來 的一種理想期待。盡管說在“文革”中年輕氣盛的金沐灶也曾經有過舉旗造反的懵懂經歷，但父親金世鑫校長不惜以身護鐘的行為卻從根本上影響了他，使他把重振 日頭村文脈當成了自己至死不渝的重要使命。作為具體的鄉村物事，狀元槐、魁星閣以及天啟大鐘，其實都沒有那么重要。金氏父子之所以要把它們視為事關日頭村 未來命運的重要物事，關鍵原因在于，它們象征著某種來自于傳統的文明精神。從這個層面上說，這三種象征性物事在小說中的作用，實際上非常類似于作為道教文 化化身的杜伯儒。無論是金沐灶的外出求學，以及大學畢業后堅決回歸故鄉以造福鄉梓，抑或還是他明明與火苗兒真心相愛，但卻遲遲不肯與她結婚，所有這些，都 是因為他要千方百計地實現父親遺愿的緣故。雖然理性告訴他工業化的浪潮無法阻擋，但出于對于土地的那片真情，金沐灶卻一直在竭盡所能地以螳臂當車的方式不 無悲壯地為日頭村人謀福祉。盡管從關仁山的寫作初衷看，他在《日頭》中試圖張揚一種道家文化，但具體落腳到金沐灶這一理想化的人物身上，恐怕更多的還是一 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文化精神。在試圖確立新的農民主體觀的同時，金沐灶也提出了建一個“真正的合作社”的主張。對此，金沐灶的解釋是：“我所說 的真正的合作社，其實是兩個合作社。農民生產合作社和市民消費合作社！實際上就是城鄉合作社聯盟��！”盡管說金沐灶關于鄉村大地未來發展的思考到底在現實 生活中有多大的可能性也還有待于實踐的證明，但明眼人即不難看出，金沐灶的這些思考實際上都與鄉村大地如何應對現代化思潮的襲擾與挑戰關系密切。究其實 質，金沐灶鄉村思考的背后，潛隱著的乃是作家關仁山自己的影子。從這個角度來說，金沐灶的思考就再一次強有力地證明了作家關仁山不凡思想能力的存在。

　　《日頭》的成功，與關仁山在藝術形式層面上的探索同樣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內在關聯。比如雙重第一人稱敘述者的巧妙設定。早在關仁山的前一部長篇小 說《麥河》中，他就已經成功地設定過瞎子白立國和蒼鷹虎子這兩位第一人稱敘述者。到了這部《日頭》中，他再一次設定了雙重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其中處于主體 敘述地位的是老軫頭(汪長軫)。關仁山之所以要在老軫頭之外，補充增加毛嘎子的通靈敘述，似是為了更有效地傳達出某種形而上的思想意蘊來。又如二十八宿與 日頭村人之間對位關系的一種特別設定。無論是二十八宿與人物對應關系的特別設定，抑或還是作為章節標題的所謂“十二律”，甚或日頭村那樣一種金木水火土的 地理范圍設置，所有這些，皆可以被看作是關仁山在中國敘事方面所作出的積極努力。

　　　　(《日頭》，關仁山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