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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制作一部相對完善的學術編年?(王學典 姜萌)

    ——由《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引發的思考

    http://www.rjjlock.com 2015年01月01日09:00 來源:中華讀書報 王學典 姜萌(執筆)

      歷經十余年的勞作,《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終于出版了!在看到樣書的剎那,老實講收獲的喜悅瞬間涌上心頭。這部二百萬字的編年,可能會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研究,特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提供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

      在這部編年編纂之初,雖然盡量參考吸收了已有學術編年的成功經驗,并較充分考慮了本部編年的特殊性,制定了較細密的體例與編纂方法,但是在實際工作過程中仍不斷進行調整和改進,有時甚至出現反復,增了又刪,刪了又增的情形,也所在多有。筆者深切地感覺到,當前學界對如何編纂一部完善的學術編年這一學術史方法論問題,探討得很不充分,以致從事此項工作的人無所遵循,是問題所在。鑒于此點,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面世之際,根據編纂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困惑和思考,筆者擬提出幾個與編纂編年相關的比較重要的問題,向學界求教。

      一、史學編年編什么?

      以往的學術編年,為“學術”二字所囿,往往僅多著眼于學術論著,即使享有盛譽的楊翼驤先生所著《三國兩晉史學編年》和《南北朝史學編年》也是如此,坊間所見幾種簡略的二十世紀史學編年更是概莫能外。但在我們看來,要想立體、全面而透徹地反映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必須將學術史還原為社會史,才能像《清明上河圖》一樣,既能事無巨細地展示全景,又能產生讓觀者身臨其境的氣氛與感受。因此,我們在確定凡例時就對入編內容作了大幅度擴充。不僅百年間史學領域刊行的主要著作(包括譯著)、文集、學術報告以及具有較高學術價值或社會影響的論文是我們所關注的,一個世紀以來史學界學術報刊的動向、重要史學主張和史學思想的提出、重要的史學論爭與事件、史學理論的建構、歷史文獻的發現與整理、重要的考古活動、史學社群的活動、中外史學的交流、歷史教育等方面的資料也是我們要廣泛搜羅的。更有甚者,我們在編撰過程中,還特別留意與史學有關的國內國際政治、思想、文化大事,比如,科舉廢除、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整風運動、文革等,這些對學術發展和走向發生重大影響的事件,都被收入編年。我們認為,只有通過這些材料,才能夠清晰顯示一百年來史學演變的時代語境。對波及全局且對史學產生一定影響的一些學術思想事件,我們也都給予特別關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國本位文化論戰、胡適批判運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1990年代的國學熱等重大事件皆收編在冊。在我們看來,只有這樣安排,才能夠使讀者在閱讀編年時,不僅見到樹木,見到森林,還能見到土壤,見到大范圍的生態環境,從而緩解由單純學術信息帶來的隔膜。

      二、如何創新一種包容量巨大的編年體裁?

      20世紀是知識爆炸的世紀這句話鮮明地體現在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上。如果說數千年古代中國的史學論著可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的話,那么20世紀中國史學的成果絕對可以稱得上如恒河沙數。要反映如此巨量的史跡,非創新一種包容量大且脈絡清晰的體裁不為功。這是我們這部著作能否成功的關鍵;诖,我們對傳統的編年體作了創造性改進,在操作中以編年為主,同時吸收整合學案體和紀傳體的優長之處,將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學案、專題研究諸體冶為一爐,嘗試創制一種新的體裁。這樣就能融會各種史體,避其短而用其長,點、線、面皆有照拂,既能凸顯20世紀中國史學演進的趨勢和主流,又能有所傾斜和側重,使史學發展的軌跡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得到完美呈現。

      在探索本書體裁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如何對傳統著述體裁進行現代轉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長期被學界所忽視的重要的學術史方法論問題。像編年這種傳統史學體例,如何與當前的學術形態和學術規范相適應?在現代學術語境之下,如何繼承完善這一體裁?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三、如何避免重大遺漏?

      作為一部編年,全面、完整是極其重要的,尤其不能有重大遺漏。這一點對古代學術編年可能不會有太大問題,因為時間已經做出了檢驗,從后代回顧前代,什么是學術史意義上的大和小,已經比較明了。但對一部當代學術編年,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

      由于目前我們的學術評價機制的導向,學界的偏好是重論文而輕著作,重專著而輕基礎性編纂成果,遂導致各領域專項學術編年成果寥寥,基礎性資料整理與編纂工作薄弱。就史學來說,各主要研究領域的專題性編年幾乎沒有,斷代史研究編年、專門史研究編年、重要主題研究編年等,幾乎都付諸闕如。這種狀況就導致了綜合性編年的編纂缺少依憑。在專題性編年缺失的情況下,本來還有一個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遺漏,就是每一個重要領域都邀請一位功力深厚的專家參與編纂。但是這個方法在目前情況下也難以施行。原因有三:一是編纂性質的成果在學術評價機制中被輕視,有造詣的專家各自又有很多研究計劃,甘愿參加這種工作的專家恐怕不多。二是邀請多人編纂,肯定會出現評判尺度、語言風格難以協調統一的情況。學界的實踐經驗表明,論著,特別是像編年這種著作,成于眾手往往不如一二人精心結撰質量更佳。三是除非是重大項目,一般情況下主持者(除非國家行為)往往也缺少廣邀專家的能力。

      本編年在編纂的過程中,為減少遺漏我們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在編纂過程中,盡量按照學人、年代、領域、期刊等線索分頭編纂條目;二是在修改過程中,嚴格按照研究領域與主題查漏補缺;三是在定稿過程中,邀請了12位主要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進行把關。即使是這樣,遺漏仍會在所難免,這是我們最擔憂和最感惶恐的一點。這方面問題,期盼讀者有所指正,以待增訂時彌補。

      四、如何估量所收論著的學術價值?

      在從事本部編年的工作時,我們有一個堅定的想法:編年不能變成沒有裁斷的起居注。學術編年不但要對有影響的論著加以介紹和展示,還要進行相應的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如何進行?一般說來,應該把同行專家的評價與學者自評結合起來。

      本編年在編纂中,就曾希望能做到這一點。但就實踐的情況來看,想做到這一點事實上非常困難。主要原因在于,對學術論著的評價,他評的材料還比較容易得到,自評的材料則比較難覓;名家名著的他評材料比較容易得到,一般學者或不甚著名論著的材料則比較少見。名家名著的研究者多,且名家往往會在回憶性質的文章中對自己的研究有所評論,但一般學者或不甚著名論著一般則少有人關注,一般學者更鮮有對自己論著的有系統自評,即使有也難以刊行。特別是在世的中青年研究者的自評材料,幾乎見不到。面對這一狀況,筆者曾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廣泛動員在世的研究者為編著者提供自評材料,以便編纂者作出更全面的裁斷。但是這種帶有烏托邦性質的設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實施,實在是難以預測。而且即使自評他評均有,是否都能做到公正客觀?也很難說。一般說來,自評的價值在于使讀者把握著者的初衷和立意。而他評,本應是客觀的學林評價,但在目前則多是捧場之作。這些都大大增加了對所收學術論著進行學術史判斷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盡力去做,判斷失誤、失準和失衡,恐怕也難以避免。

      五、如何處理期刊論文?

      專題論文是現代學術成果的核心載體,是傳統史學與現代史學最重要的分野所在。因此,任何以近現代時段為對象的學術編年避不開對重要論文的收錄。但由于期刊眾多、論文分布面積太廣、數量龐大,使得如何處理期刊論文成為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本編年編纂過程中,幾度揣摩,最終形成了這樣一種做法:1950年以前以期刊介紹為主,即以重要期刊為線索,挑出期刊中重要的論文予以介紹,把其他論文附在條目之下,1950年之后,以論文本身為主,即逐一介紹重要論文,不再提及同期刊載的其他論文。這其實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可能造成遺漏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該不該有詳盡的注釋?

      本編年在編纂之初,曾嘗試對收錄論著的評價來源進行注釋,后因感覺不美觀與繁瑣而刪去。但現在看來,對條目各方面內容的來源盡可能加注,特別是對名著內容介紹(期刊論文可省)、學術價值評價、版本信息及傳播情況等也是有必要的,F在編年的條目,雖然引用原論著語句、相關評價語句等也都加了引號,有些內容也給出了相關的提示,但整體上還是看不出來源,尤其是不大容易分清哪些是同行專家們的評價,哪些是編纂者的判斷。如果條目各主要內容都標注信息來源,不僅會使條目更加嚴謹,還能給閱讀者,尤其是初入學林、知識信息積累不夠的年青人提供更多的文獻線索。大多數見過《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的學者都認為這部編年將會成為青年、特別是研究生的史學入門書籍。老實說,這個估量是編年編纂者們最初并沒有預見到的,F在,每聽一次這樣的評論,筆者的遺憾之情就會加重一些。

      七、該不該盡可能反映已有研究成果?

      本編年的預設目標是客觀公正的資料性工具書,故在編纂過程中,盡量選擇采用比較權威的回顧、綜述等成果中的相關評價,而對主觀色彩較強或尚未形成定論的評價文字則予舍棄。但在對編年初稿修訂的過程中,筆者越來越感覺到當初的這個決定值得再檢討。因為對客觀公正的追求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編年的信息量與可讀性,也導致編年缺失了一項重要的價值——對相關論著研究的學術史回顧。筆者想象中的理想形式,是對重要論著、重大事件、重要機構等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分類進行羅列。比如梁啟超的《新史學》,就可將近數十年來的已有重要研究,分為資料來源、內容分析、理論缺陷、對史學發展影響等幾個方面,按成果刊行順序進行排列。這樣的話,不僅能更加突出重點,反映學界歷年來關注焦點,也可收錄更多論著,傳遞更多信息,為研究者、特別是青年人提供更多學術史回顧的幫助。當然,這個設想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對編纂者的精力、學識是個重大考驗,可能會導致有些條目體量異常龐大,主觀色彩較濃或摘用尚未形成定論的觀點可能會引起爭議等。

      《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的編纂已告一段落,其價值與不足有待學林評判和時間檢驗。就目前獲得的反饋看,鼓勵和贊賞的聲音居多,但對編纂者而言,我們所留意的,當然主要不是贊揚,而是學界的批評意見,著眼點是如何改進不足,彌補遺憾。我們希望學林有志之士,能在理論上對像編年這類傳統史學體例的現代轉化有所探討,以利于學術史研究與敘述的推進,從而制作出一部更精良、更準確真實呈現20世紀中國史學基本面貌的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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