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在文化對視與反思中(李德武)

　　對話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最為普通的方式，它源于我們彼此溝通、了解的渴望。事實上，真正的溝通是不存在的，我們對對話的強烈需求恰恰助長了人類的孤獨感。在網絡和通訊極度發達的今天，對話變得極其容易，同時，真正的溝通也隨之變得更為艱難。美國集教授、批評家、作家、翻譯家于一身，被譽為美國研究拉美文化的首席專家依蘭·斯塔文斯和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小海的對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有趣的是，推動他們開始這一對話的前提恰恰是出于對彼此的陌生與好奇。

　　對話的話題是斯塔文斯提出的，涉及內容十分寬泛，且帶有一定的思想先鋒性和學術前沿色彩。其中包括詩歌與全球化、記憶之創造、語言和關聯、東方與西方、文學與經濟、作家與權力、譯與訛、關于經典等大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具有文化的普遍性，比如詩歌與全球化問題，有的具有國家權力色彩，比如出版與審查問題，有的則是較深層的學術問題，比如記憶之創造。嚴格來講，每一個話題要想說透都可以談一本書，可是，斯塔文斯一股腦地將十個問題拋給小海。針對斯塔文斯的提問，小海的回答是嚴謹的，是有深度的，并且眼光獨到，其間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比如，面對全球化對詩歌的沖擊，他自信地說，詩歌和文學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病毒，會永遠伴隨著我們。他從“基因”角度看待詩歌與文學存在的意義就超出了文學家從現象看待文學生滅的狹隘視野，也超出了社會學家或史學家把文學看作是社會變遷，甚至意識形態附庸的片面認識，使得我們明白詩歌與文學不是一個異于我們存在的影子，而是我們的血液，以及靈魂。也正是這樣的認識，小海果斷地說，詩歌與文學創造的是我們人類自己的歷史。人類也是文學創造的。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本身都是文學的產物。文學比歷史甚至更加真實可靠……這些富有深度的認識讓對當前詩歌存在現狀不無擔憂的斯塔文斯眼前一亮，也讓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斯塔文斯說：“很遺憾，我對中國文學知之甚少，原因是翻譯成外語的中國文學太少了。我非常痛惜，中國文學的豐厚財富沒有能像眾多拉美文學被譯成中文一樣譯成西班牙語。這是一個亟待糾正的不平衡�！�

　　這是兩個人的對話，斯塔文斯關注的問題更具有現實感和個人體悟。比如，語言與關聯，文學多大程度上體現為作家自由的意識和創造力？是否在文學中還存在一個國家意識形態問題？記憶會消失嗎？我們如何面對死亡？等等。斯塔文斯將當下人類面臨的一些緊迫問題呈現出來，他并沒有對解決這些問題一一給出答案，而是表達了他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甚至內心的焦慮。他更像是一個在變化莫測的現象中尋找終極歸宿的人，用他的“思”證明其存在。和某些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學者不同，他敏銳地意識到西方文化正在走向沒落。他說：“我們能否生活在一個拋棄‘西方’這個詞語、將它扔進垃圾桶的世界里？我的答案非常堅定：不是能不能，而是我們應該這樣做�！�…美國正陷入衰退，而中國正在上升。也許更確切地說，整個西方正在衰落，不僅僅是指美國。我坦誠地告訴你，我喜歡這種衰退。那些引起我關注的文化，比如羅馬帝國的崩塌，奧匈帝國、大不列顛帝國以及奧斯曼帝國的陷落，無不以‘過度’和不能認識到他們的結局已經到來為特點。它們的崩潰有些不可言表、哀婉動人和諷刺的意味。個體在其中迷失了方向，漫無目的地向一些可能的方向行走�！�

　　看到斯塔文斯與小海的對話，我感到十分興奮，我有一種想參與其中的沖動。我發現，在很多問題上，我的看法和體會與小海和斯塔文斯截然不同，比如，我不認為詩人的社會角色是質詢，我不認為全球化問題是詩歌存在面臨的主要問題，詩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詩人自身精神的墮落與喪失；我不認為記憶對詩人創作是一個重要的東西，因為你無法界定記憶。我們是從經驗的層面界定記憶，還是從生命有史以來累計的信息界定記憶？這的確是一個問題。詩就是心靈與萬物的感應，是一種通靈的本能反應，是一個基于某種現場當下表現出來的生命狀態，它是當下的在，而不是“過去的在：記憶”。這多好玩，我已經忍不住表達自己的觀點了。這正是我覺得斯塔文斯與小海對話最有意義的地方，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打開了一扇門，使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時不再簡單地否定，粗暴地拒絕，甚或茫然無措。我們找到了思考的切入點，找到了辨認自己的鏡子。這難道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嗎？

　　(《陌生的朋友———依蘭·斯塔文斯與小海對話錄》，[美]　依蘭·斯塔文斯、小海/著，周春霞/譯，北岳文藝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