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農民詩歌創作的家園情結(劉釗)

　　新世紀以來，底層寫作受到文學界的關注，研究者紛紛從文學名家和經典作品中挖掘底層寫作的精神內涵。很快，一批關注現實城市底層人群生活狀態的作品出現，“草根意識”、“打工文學”概念隨之在批評界出現，直至今日亦為文壇的一個重要話題。然而，底層寫作、草根意識和打工文學這些名頭無非是小說家、批評家們居高臨下、俯視生活的一種姿態，他們對“底層”現狀的描繪或許是真實的，但他們所代言和想象的那個“底層”的精神世界卻蒙著厚厚的帷幕。直到2012年2月，吉林德惠農民、“打工詩人”楊成軍從央視《焦點訪談》直播間走進公眾視野，他的《我是一個建筑工人》、《哥們兒，別想家》、《如果有可能》等詩作真正揭開了底層群體精神帷幕的一角。楊成軍是全國農民工詩人群體的代表，如果說，他的創作是吉林文壇對當下文學創作的一個貢獻，那么，吉林作家協會新近主編出版的《吉林農民作家作品選》(時代文藝出版社，2014年8月)無疑是一個新的貢獻。

　　《吉林農民作家作品選》收錄了55位農民作家的小說、詩歌、散文作品。雖然文學的本質是虛構的，任何文體的文學創作都離不開虛構，但在現實主義創作傳統醇厚的國度，特別是在并不追求現代主義表現技巧的農民寫作群體中，“真實”永遠是他們對文學最質樸的理解。因此，在這本作品選中，作為“言志”的詩歌作品在思想成就上更為值得關注。華生、李子燕、姝燕、吳冰等22位詩人均為土生土長的吉林農民，他們或者已經進了城，或者仍然

　　生活在農村基層，但是他們的詩歌共同表現出對于吉林大地上的故土、親人的拳拳深情，體現了濃郁的熱愛故鄉的家園意識和情結。

　　首先，恬靜的鄉野風光和農耕景象規避了城市的喧囂和虛妄，讓讀者感受到時代生活堅實的一面。農民詩人具有共同的生長背景，即在農村出生并長大的經歷，這是他們得天獨厚的創作資源。他們最熟悉的那些鄉野風光與農耕景象是那些走馬觀花的城市采風詩人難有的生命體味。姝燕的詩筆細膩地描繪了鄉野特有的景象：田埂上的青草、涓涓流淌的小河、綠蛙和青蟲的鳴叫、牽�；ɡp繞的籬笆、雨珠濺起的滿地泥花、老屋里呼出的裊裊升騰的炊煙……這些在詩人的腦海中永遠揮之不去的景象恰恰是現代化的車輪碾碎了的許多城市人的記憶。當她一次又一次地踏上歸鄉之路，回訪家鄉美麗的風景時，不能不說這是一位詩人最值得慶幸的事。地之仆是一生未離開土地的詩人，他對土地的情感聚結在種子、青苗、收獲這些農耕的物象上。和他一樣，歐希利的詩歌吟著黑色的土地、綠色的莊稼和黃色的收獲，“秸稈對其的柴火垛/高擎著村莊的溫暖/場院搭建的苞米棧子/裝滿一年的收成”(歐希利《我是農村人》)。村莊不僅是農民生命的根，還是詩人每一個流年的暢想。

　　“我同季節一起趕往春天的路上/把對春的愛戀灑向故鄉的田野/累了就躺在春天溫暖的懷抱里/和麥苗一起泛青”于佳琪在《春天的詩箋》中寫下的這些詩句，是城市詩人難以體驗的感動。季節是城市生活中已經麻木的時間表，在鄉村世界卻演繹出農民詩人無數動人的詩篇。于佳琪把春天中每一個不被城市人注意的時令都做了詩化的闡釋，立春，是追逐春天的夢的開始；雨水，拉開了萬物復蘇的序曲；驚蟄，傳遞著花開的信息；春分，奏響了春天的旋律……這些農村詩人在城市之外寧靜而溫暖的村莊里就是這樣凝結著自己的詩情，寄托著自己的夢想，讓整日碌碌奔波的城市人無法企及。同時，他們又把“我是農村人”這個簡單的句子說得響當當，因為他們生活在這樣的鄉下，并不缺少希望和夢想�！拔野盐业囊磺�/都交給了這塊土地/……只能用單薄的翅膀/丈量著每一寸土地上的天空”(張彥江《我與土地》)。詩歌究竟是哪些人的圣殿？吉林農民詩人腳踏黝黑黝黑的土地、頭頂瓦藍瓦藍的天所寫就的這些詩句永遠是在霧霾中皺著眉頭的城市詩人們無法捕捉到的原創性的生命味道。

　　其次，鄉村倫理道德中的至尊、至純、至善、至美是鄉土詩歌的靈魂和魅力所在。無論是現實的家園還是靈魂的家園，總是離不開人與物這兩個因素。如果說，耕耘的土地和鄉間的景色為農民詩人提供了寄予家園深情的媒介，那么，養育他們的父輩更是他們生活和創作中無法割舍的血脈，成為他們謳歌自己的家園的靈魂。歲月是一個人的生命刻度，總要在生活中留下痕跡。母親給予大多數人最深的記憶是日常的縫縫補補、洗衣做飯�？墒�，詩人們在謳歌母親時往往善于將這些庸常、瑣屑又難以忘記的日常生活圖景鍍上一道耀眼的光芒。因此，王志發對母親斑駁的時光歲月的記錄，選擇了舊衣服這個新穎的視點。媽媽手中那些陳舊的衣服被她在陽光下翻來翻去地晾曬，然后又“認真地折疊成了不同的年代”，有了訴說時代的意蘊。與之相比，女詩人對于母親的回憶雖然也少不了她們辛勤勞作的背影，卻又總是會留下自我性別感悟的印記，少不了以自我的體驗去感嘆與贊譽生命的存在。吳冰的詩就是這樣的。在女人的史詩中，生命的長度是可以延伸的。女兒的出生是女人生命的延續，總是給女人帶來喜悅和希望，而身為人母之后，母親與祖母上一輩、幾輩女人慈祥的微笑和粗糙、皸裂的手掌撐起來的卻是女人對于自我身份的認同。在鄉野大地上，女人養育兒女的責任編織了她們生命的堅忍，中年喪偶、兒子夭折等不幸和痛苦“都成為她們風干的傳說”，變成命運對于她們的一次次敲打和考驗。

　　父親的形象在文學創作中往往是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寫實的人物關系的，常被隱喻為傳統文化的載體。在吉林農民詩人的創作中，父親不僅是文化的也是現實的�，F實中的父親的身影是滄桑的，是與老屋、昏暗的燈和不停地咳嗽聯系在一起的，同時，父親也是童謠、飄搖的疤痕、鹽堿地的開拓者、成熟的糧食的播種者和收獲人(陳寶田的詩)。吉林大地孕育了女真人的文化，站在這塊土地上回望歷史的詩人，自然把思想的韁繩“停在女真人/創建的歷史坐標中”。高森林的《女真后裔》《歷史的守望——烏拉懷古》等詩作，穿越了父輩的時間阻隔，在歷史的長河中追尋祖輩血脈的承傳。一個女真后裔在緬懷歷史時，旌旗、烽煙、烈馬、響箭所鑄就的鐵血風骨總是使其倍感榮耀。然而，這種對于本民族的光榮歷史而產生的自豪感又不是浮夸和虛無的，它時刻鞭策詩人進行自我反思，遺憾“被自己擦亮的時光/是那樣少”。雖然高森林的詩也離不開炕頭、母親、灶火、荒野中的紫色野花這些鄉村世界的人與物，但他的詩歌很少進行表象的描摹，更注重去叩打歷史的大門，敲擊自我心靈的窗。這在農民詩作中是難能可貴的。

　　除了父母摯愛，愛情主題的詩歌數量雖然不多，卻以其純潔和質樸的而奪人耳目。張宏敏的《供奉》、地之仆的《收獲——給我的妻子》、王甲云的《猜想》《沙沙的聲音》等。這些表達情感的詩歌含蓄、朦朧、真摯，既無滿足欲望的聒噪，也無過度消費情感造成的空虛。詩人筆中的父母、兒女、夫妻之間的倫理親情像鄉村大地一樣淳樸、厚實。崔秀梅的《龍灣情思》本是詩人為自己的家鄉輝南龍灣所作的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因為采取了向對方傾訴的表達方式，很像是一首情詩。當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界不僅存在于人與人之間，也存在于人與物之間。況且，一段動人的傾訴傳達給讀者的善與美的感覺，為何在意其為物還是于人呢！

　　再次，在整個社會聚焦于城市的時代氛圍中，農民詩歌創作卻警醒地與城市保持著距離，詩人們始終在城鄉交錯中辯析著“回家”的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35年間，農村的經濟發展始終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鄉村社會發生的變化在規模上和深度上都要遠遠超過號稱國際化都市的崛起。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必然對農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產生巨大的沖擊。當他們從鄉村走進城市，卷入城市的繁華時，他們仍然能夠清醒地確認“我是農民”，表明他們并沒有迷失于光怪陸離的物欲世界之中。正如楊成軍在接受采訪時所談到的，他因為要供孩子上學才選擇進城打工的。每一個走進城市的農民都懷揣著自己的夢想。固然，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生活十分無奈，但從精神世界來看，居于城市的絕大多數普通市民未必就能夠放下負擔輕松地生活。

　　與楊成軍等創作的農民工詩歌有所不同的是，吉林農民詩人無論是否離開了自己曾經的故鄉，他們沒有更多地陷入物欲陷阱，并不是城市生活中真正意義上的“草根”。即使他們不排斥自我命名為“草根”，但他們的“草根文學夢”(李子燕：《抓住草根的尾巴》)無非是上世紀50年代延續下來并有所轉型的鄉村文學夢而已。因為他們所遭遇的來自城市生活的擠壓并不強烈，況且又能進退自如地在城鄉間穿行，所以他們有能力暫時退居在鄉村世界，排遣城市積郁下來的煩悶。王志發的《家在途中》表達的就是自己對于城市的認識�！懊詠y的霓虹燈/搖動著彩票的消息/搖來搖去，也搖不出故鄉的天明/我的目光支離破碎/被廣告牌分割，拼來拼去/也拼不成母親肩頭的補丁/命運總是開出背井離鄉的罰單/也無法阻止一次次心的違章/今夜我要沿著雞啼回家/闖城市的紅燈/在一根白發上直行/走過一段黑白相間的道路/讓車抱緊田壟去傾聽泥濘”。此外，劉長福的《春來松花江上》、李子燕的《只想靜靜地守望你》等詩作雖然不像王志發這么直白地表達逃離城市的愿望，卻以對故鄉的濃厚情感表達了對鄉村的認同。

　　吉林農民詩歌創作與批評界論及的“草根文學”也有所不同。歸根結蒂，“草根文學”還是屬于作家文學創作的，創作主體志在揭示城市生活中地位卑微的打工群體艱難生存的日常生活場景，挖掘他們悲觀無奈的情緒。為此，有批評家犀利地指出，小說家不要再把筆戳在這些底層人本已結痂的累累傷疤上，不要以觸碰他們痛苦的心靈來填補自己寫作上的虛空。事實上，草根文學的創作者和批評家犯了同樣的一個錯誤，即他們擺出精英的姿態俯視底層，想象著底層人生活的艱難和困頓，并把他們描繪成已經難以承擔精神壓力的重負。然而，通過閱讀《吉林農民作家作品選》，讓作家和批評家看到了一個共同的事實，農民的物質生活不及城市市民優裕，但是他們的精神世界卻并不貧瘠。在鄉村，他們有土地，有賴以生存的基礎，他們還有夢想、有追求。如果簡單地把他們的生活描述成苦難，特別是需要文學批評家們指手劃腳的一種深重的苦難，他們在面對困境時的樂觀和希望反而被遮蔽了。

　　楊成軍被采訪時說：“我心底始終有一個愿望，就是希望再多一個人能夠欣賞我的詩�，F在有這么多人關心和支持我，那些和我一樣有夢想的普通群眾，也一定會看到更多的希望，勇敢地去追逐夢想�！眽粝胧且粋�人、一個民族發展的動力，懷有不動搖的夢想本身就是一種信仰。也許，這些農民詩人并沒有高遠的理想，他們就是想守住自己的寧靜、安穩的家園。因而，他們在詩作中極力抒發自己對故鄉的愛、對父母的愛、對兒女的愛。同時，他們一定與楊成軍一樣，希望有更多的人閱讀自己的作品，理解自己的文學夢想，那么，《吉林農民作家作品選》的編輯出版讓更多的人讀到了來自吉林鄉間村落的夢想，這既是對這群追夢人的肯定和鼓舞，又承載著時代的責任與文學的責任。這正是它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