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老年”的自供狀(王淼)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昌文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年8月

　　《寬容》等書籍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打開了國人的視野，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所謂“新啟蒙運動”，起到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讀沈昌文先生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第一個感覺就是有“料”——沈先生是資深出版人，自建國初期進入出版界，數十年來，既親身經歷了出版界所有的重大事件，也親眼見證了出版業的風云變幻。

　　他的回憶錄包括十七年的出版情況，文革時期的出版情況，以及改革開放之后出版界發生的種種變化……內容涉及到彼時眾多隱秘的出版內幕和人際糾紛，站在個人的視角上回望如是種種，不僅看得格外清晰與真切，同時也極富個人傳奇色彩。從這個角度上說，沈先生的回憶錄其實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個人的范疇，毋寧說也是一部頗具史料價值的中國當代出版大事記。

　　沈先生初入出版界，正值新中國出版業剛剛起步之際，他從底層開始做起，伊始即得到了許多老出版家——如胡愈之、王子野、陳翰伯、陳原等人的指導和提攜，可謂受益匪淺、收獲良多，并從此決定了他的出版視野與志向。

　　如果將十七年的出版經歷看作是沈先生的學徒生涯，那么，文革時期的出版經歷，則不妨看作是沈先生逐漸形成自己對特殊語境下的出版的認識與策略，并為他后來主政三聯書店的出版方向埋下了伏筆。比如，文革時的境遇使得沈先生得以接觸許多文化界的“牛鬼蛇神”，在這個過程中，沈先生不僅認識到“中國的事情有改變的必要”，同時一點也不以這些“牛鬼蛇神”的“政治污點”為忤，而是真心拜他們為師，從而積累了一筆豐厚的人脈資源，并在以后的歲月里將其轉化為“善為書商的法寶”，為自己改革開放后的出版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主政三聯書店的十年，可謂沈先生出版事業的鼎盛時期，正是在此期間，三聯書店陸續推出了一大批足以啟人心智、發人深省的好書，沈先生本人也得風氣之先，站在了彼時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像《寬容》的出版，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革對于個人生活的禁錮；《情愛論》與《性心理學》的出版，則是對情愛與肉欲的“撥亂反正”；《異端的權利》的出版，讓讀者深刻地體會到集體體制對于人性的摧殘達到了何等令人發指的程度；《第三次浪潮》的出版，為讀者提供了解讀人類現在和未來的永恒路標……另外還有“現代西方學術文庫”與“新知文庫”等套書、叢書的出版，都曾經在彼時的思想文化界激起過巨大的反響，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這些書籍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打開了國人的視野，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所謂“新啟蒙運動”，起到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讀沈先生的回憶錄，可知沈先生少年時代并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他只讀過一年初中，側身出版界后的業績與作為，幾乎全部仰賴自學。沈先生曾經自陳：“我從小就比較‘識相’，比較不怎么搗亂�！�

　　小時候的生活態度沿襲在他的出版事業上，則逐漸演變為一種“知所趨避”的處世哲學，其間真義，在于首先善于保護自己，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這不僅讓他安全度過了文革的荒誕歲月，也使得他在出版界處變不驚，能夠在特殊的語境中妥善地解決困局。

　　沈先生敢于觸及內心的“小我”，對自己做過的事情既不刻意隱瞞，也不過多辯解，他承認文革時的“忘恩負義”，從不諱言他與范用先生之間的矛盾，他說：“我不是出身于學術世家，對于讀書明理，從來只認為是一個人生求飽的出路，而不是學術向往�！痹捳f得實在，也真實道及二人產生矛盾的根源。

　　退休后的沈先生常以“不良老年”自謂，他總結自己平生的出版策略，不過是“吃喝玩樂、談情說愛、貪污盜竊、出賣情報、坐以待幣”二十字而已。沈先生坦言，自己一輩子也達不到韜奮和范用等人的境界，因為他只是以功利觀念尋求出版的應對之道，他之團結文人、籠絡部下，也同樣是出于功利目的。他列舉出主持《讀書》雜志時應對“一仆二主”的種種，牟其中資助《讀書》讀者見面會的逸事，以及“革命就是請客吃飯”的細節，無不印證了他的出版策略所產生的實際功效——不管手段如何，沈先生已然達到了自己出版的目的，至于別人如何看待，那與他有什么關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