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徘徊在魯迅與周作人之間(孫郁)

　　深度閱評

　　錢理群作品精編(已出四種：《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世紀心路：現代作家篇》、《精神夢鄉：北大與學者篇》)

　　三聯書店2014年10月

　　我與錢理群先生見面的時候，談得最多的是周氏兄弟，他的許多觀點，對我有不小的影響。當代思想界，其實是有一個周氏兄弟的傳統的。言及周氏兄弟，涉及文化史的諸多難題，這在今天似乎更為明顯。不能不注意的是，魯迅逝世后，左派知識分子的分化加劇。在變化的格局里，魯迅遺產的許多因素延續下來已經十分困難。追隨魯迅的胡風、蕭軍、聶紺弩都遇到諸多言說的困惑�，F在看胡風在四十年代與舒蕪的通信，其個性與環境的沖突已經難以掩飾，以魯迅的思路面對現實則禁區屢現。而周作人的弟子完全邊緣化，已經不在主流的話語體系里。不過，他們在學術層面的成就，卻豐富了單一的學界的話語。

　　今天的讀書人面對周氏兄弟，可能注意到的是他們并不重要的部分。但有一點被普遍所關注，周氏兄弟的遺產所糾葛的主要問題是，他們都曾在一個體制里，卻又不屬于這個體制。魯迅在教育部的十幾年，許多選擇是有悖于公務員守則的。加入左聯后，與組織多見沖突。周作人在“中華民國”的艱難時期，做了偽督辦，成了民國的敵人。而在偽督辦的位置上，又大談儒家思想，與日本的文化政策相左，終于受挫。周氏兄弟的“在而不屬于”，催生了各自的思想與藝術。

　　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的遺產，就牽連出知識分子的角色的話題。連周氏兄弟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們遺產的延伸里，這個困境成為一個情結，深嵌在思想的機體里。

　　錢理群的思想坐標是在周氏兄弟那里建立起來的。他是八十年代最早把魯迅、周作人置于一個平臺透視的人之一，對魯迅基本元素的梳理，對周作人基本思想的考量，帶來了許多新意。

　　從碩士論文開始，錢理群已經有意把周氏兄弟放在一個層面進行比較研究。他考慮魯迅的時候帶著信仰的成分，對于周作人則相對冷靜。從基本傾向看，他可以說是一個魯迅黨。

　　在八十年代，他對魯迅的解析，有突圍的銳氣�！缎撵`的探尋》主要是勾勒了魯迅思想的基本元素，那些存在與自己的靈魂相契的一面歷歷在目。而后《周作人傳》所處理的思想史問題，涉及五四傳統的另一面。這與作者所在的學科有很大的關系。他意識到，不了解周作人，則無法完整廓清五四的基本話題。他研究背后的所指，主要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以及這獨立性喪失的問題。在魯迅與周作人之間，現代文化的路徑的多種可能性出現，涉及文化史生動的一頁。所以，這些思考給他帶來的興奮是顯而易見的。他在周氏兄弟那里所延伸出來的主體性意識、知識人與大眾的關系話題、啟蒙的盲點、思想與實踐等，都發現了自己的價值期待。在研究中，他以多方位的角度面對問題，對知識分子的拷問多于對文化機體的審視。魯迅與周作人對于中國讀書人弱點的批判，被錢理群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來。

　　以學術的話語與現實對話，不僅受五四遺產的啟發，也有他在“文革”留下的經驗的觸動。他看到了歷史的連續性，因為他的信仰與困惑都在一個邏輯鏈條里出現。他后來不斷介入對于當代文化的思考，離不開的是這些資源。當儒學風甚盛的時候，他借用魯迅思想討論三十年代有關古代文化的幾次交鋒問題；當左右派對立的時候，他有《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空間位置的移動》的演講；當中小學教育的問題暴露后，他主編的課外語文讀本，在思路上有智性和趣味的元素，都和周氏兄弟的邏輯相關�？梢哉f，在與現實對話里，他巧妙地延伸了周氏兄弟的智慧。

　　周氏兄弟的反目，看似兄弟間的摩擦，實則也是知識分子分化的象征。錢理群在這里看到了大道多歧，自己也未嘗不是在一條歧路上。他覺得，多年來自己的徘徊、焦慮等復雜心緒，都可以在前人的文本里找到對照的元素。而自己不也正是游移在魯迅與周作人之間么？

　　在他的學術漫筆里，父愛感與孩童之心俱在，乃至討論問題的時候，自以為通曉世故的他，其實露出天真的詭異。胡風說自己缺少魯迅的刻毒，錢理群亦然。因為他內心有一個平靜的周作人在。在回望歷史與面對現實的時候，他有時候讓我想起胡適的影子，你看他對于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思路，與胡適的思想多么接近。而他的趣味又在周作人式的語境里，他談散文的味道，言及北京與上海的文化沿革，在精神趣味上是苦雨齋的余音無疑。

　　錢理群在北大課堂上的風采還一直被人們所追憶。他的敢于直面當下風氣的目光，那些不斷拷問人的靈魂的言語，怎樣地激動了青年學子們。他的著述驚人，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問世。那些挑戰性的話語，對于學校多不合乎時宜，但觸動到了國民的麻木的神經，給思想界注入的是一股生氣。

　　錢理群叱咤風云的姿態，像一個斗士。但面對無數的難題，則又時常反身自問。一方面無畏地走著，一方面又遲疑于十字路口。當面對論戰與批評的時候，他的悲壯感是隱含在詞語的背后的。有時候，他突然發現自己是充滿了一種無力感的人。當現象界越來越復雜，知識界的爭論越來越多的時候，他在復雜性里涌出了一種無法理清的困頓。這在根本層面是與魯迅相通的。他說：

　　我已經沒有能力來解釋周圍的世界，也沒有能力作出明確的判斷——而我們又處在一個要求站隊的時代，總是在要求人們明確表態：贊成，或者反對。而我的反應、態度卻往往是復雜的，立場就不免是模糊的：很可能是既不贊成(反對)這，又不贊成(反對)那，把所有的話都講出來，就會成為“公敵”，就得“橫站”。而實際上我究竟贊成什么，主張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說“不應該”這樣那樣，對“應該”怎樣，交的是一張白卷。而且說到底，我對自己的立場與態度也是懷疑的。于是就只剩下無詞的言語，只能沉默。(《我的精神自傳》325頁)

　　在這個時候，他又不得不退居到周作人的苦雨齋式的狀態里。他自嘆道，人文學者關心的是“應該”怎樣，而不是“實際是”怎樣——他承認這來自周作人的啟發(《我的精神自傳》340頁)。他感嘆思想的合理性并不是現實的合理性，而提出“還思想予思想者”，也是為了強調批判知識分子的有限性(《我的精神自傳》340頁)。周作人的科學常識解釋中國的文化問題有效，而在實踐上多是無效。這對于錢理群的學術理念是很大的刺激。比如，周作人說“生活的藝術即在禁欲與縱欲的調和”，“歡樂與節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實相成”。于是在他看來，魯迅偏執，周作人調和都有價值。他認為，今天看來，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教人率性而行是對的——

　　但我要說的是，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它的現實實現，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因此，必須出現魯迅所說的“偏執”，而且只有有了偏執，才會使某一側面充分展開、發展，即所謂矯枉必須過正；在這個意義上，我當年批評周作人，說將平衡、調和絕對化，任何一個側面都未得充分發展，過分、過早地講調和，追求靜態的絕對平衡，就會形成早熟現象，這不是沒有道理。但我的批評又是片面的，因為我沒有同時強調，偏執狀態只是追求人性健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不能將其凝固化、理想化。(《我的精神自傳》)

　　這樣，周氏兄弟的難題與錢理群的難題就碰撞到一起了。也許恰在這個層面，他意識到民國精神史的一種延續，這種延續是在民間知識分子那里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今天還有民間知識分子么？努力民間化的人們，是否還帶著體制內的思維邏輯？更大的難題在于：一，周氏兄弟從域外文獻翻譯里思考中國當下問題，以新思維討論社會變化。歷史的經驗與域外思想的交織，是錢理群這代人所少的。第二，無所不在的體制化，言說的邊界矗立在旁邊，只能以學科的方式應對問題。離開了學科，似乎無法言說。而周氏兄弟是沒有學科意識的，所以其精神的緯度更大。這是學科的異化，也是現實的異化。

　　錢理群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兩個問題，但又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于是吶喊，彷徨，于是回到“自己的園地”，看“雨天的書”，“談龍談虎”，說“中國的氣味”。也由此，當代學術的背后的隱含被悖謬化昭示出來。學術問題變成人生的問題，這恰是五四遺產在當下的境遇。

　　用周氏兄弟的遺產應對當下問題，的確存在困難。因為時代畢竟已經不同于民國。我們看今天的青年所關注的問題以及他們的知識結構，看社會的深層框架的變化，似乎還應當尋找另外的資源強化已有的參照。魯迅就是不斷尋找同代的許多域外資源的，他沒有滿足于晚清的那些經驗。這或許是錢理群之后的學者們要推進的工作。每一個時代的學人都有自己的限度，錢理群把自己當成歷史的過渡者，頗為真誠，他期待青年人跨過自己的疆界，另辟新徑，也別有意味。

　　在我看來，錢理群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堂吉訶德。他在人們沒有發現問題的地方發現了問題，在太平之景中意識到了危機。他帶著憂患之心面對眾生，但熱情之高超出常人。他常常以真誠的、大膽的姿態沖向風車，給我們留下悲壯的形影。他自覺地把生命難題與社會難題轉化為一種理論的難題，但這些難題沒有給他退縮的理由，反而有著解析的沖動。而那沖動的過程，又帶著夢幻之影，仿佛回到1919年的場域。以周氏兄弟當年的某種方式，進入與今天社會對話的路途，他復活了一種理想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他又像五四的遺民，被中斷的歷史，在他那里被一次次接通，我們都成了那邏輯鏈條的一部分。豐富的痛苦的背后，有無量的愛意，閱讀錢理群文字的人，都感受到了此點。他追尋五四風景的時候，自己也成了一道風景。供圖/從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