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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而歸》:悲憫與勇氣(宋麗麗)

    http://www.rjjlock.com 2015年01月19日12:06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2015年第一期 宋麗麗

      活得好很不簡單,死的順遂也不容易。對于一切有情眾生,死是現實不可承受之重,是去往未知世界之分界點,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大事件。

      一個作家制造一方舞臺絮叨于各種臨終赴死情景劇,需要匪夷所思的勇氣,因為在國人的文化心理中,“死”和性一樣不招人待見。說得多了,簡直一樣有穢褻之嫌!对伓鴼w》這部小說寫殯儀館內外的故事,無恐怖獵奇、無行業揭秘、無技術操練賣弄,也沒有故意鈍化和模糊有些死亡本身具有的尖銳和冷酷,題材選擇非常的新、奇、準。一個小城市的殯葬工人們,必是為千千萬萬沉重的肉身送別最后一程的使者,見證各種悲喜人情。就是這么一個行業,這么一群人,他們不主動與人握手,過年過節不走親訪友,他們的工作是站立在解剖臺、停尸房、火化爐前,手里的活計就是死去的人。他們要端嚴肅穆,他們不能有笑容。車禍遇難后裹尸袋里破碎的小學生,窮困鰥寡之人,受人敬重的師長領導,找情婦的大款,各種熟人親友,準岳丈,自己的父母妻子,得絕癥的花季少女,黃泉路上無老少,無論壽終正寢還是非常暴亡,用職業的方式來對待凡人悲傷成碎片的每一段時光,都是個折磨人心違背人性的事業。即使莊子來當殯葬工,也未必能超脫,尤其是一個善感深情血肉神經都正常的大活人。

      小說里著墨較多的是竇亞這個大男孩。竇亞就是那個網絡論壇發帖的“殮葬大師”。一個叫溫妮的女孩得了絕癥,因為看過《入殮師》受到觸動,在這個最近的殯儀館里尋找一個可以火化自己而自己又信任的人。她認真地考察了這個目標人選。竇亞并不清楚這個女孩隱藏的心思,還和她展開了一段淡淡的戀愛,最后溫情而鄭重地親手火化了她。這種沖擊和反差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有點酷烈。竇亞這一代從業者的出現,給這個殯儀館帶來清揚的銳氣。他們對待工作和生活的態度、他們獨立的個性、他們背景里的簡單與脫俗,都給“燒死人”這個職業帶來變革的某種可能性和新希望。

      有人曾經預言“二十一世紀是歐巴桑世紀”,揭示了老齡化日益加劇的社會問題。中國目前不光是老齡化問題,老齡化和獨生子女問題疊加,擺在“80后”、“90后”的獨生子女面前的,還將是孤獨與艱難地處理父母的衰老死亡事。困境是具體可感的!对伓鴼w》里,表妹面對舅父的死束手無措,只知道哭泣。彼時即使請出一個仁波切來講經培訓,也來不及解決他們的生死觀。在未建立起宗教信仰的人群中,面對和處理死亡很多時候是實操性的事務。作家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并所有展現,體現出了深刻的社會責任感和嚴肅自覺的意識。

      印度教“四圣諦”認為“一切皆苦”,強調出離,克制輪回的苦就要滅掉生欲;孔子則避開死只談生,“未知生焉知死”。

      在一個過于看重熱鬧實利的世情傳統里,百般的養生、“遵生”都不為過,偶爾談死亡,也較多停留在“禮”的設計層面?v觀國內,主題聚焦在臨終之人死亡際遇的長篇小說極為罕有,《詠而歸》里作家通過一群殯儀館工作人員的所見所感,體驗生死之悲歡,是一種可貴的嘗試和努力!跋蛩蓝笔且环N高度的智慧。我們骨子里缺少對于生命的真正尊重,對于死的哲學體驗和終極關懷,似乎只有西方哲學與宗教、歐美文藝片和日本電影里才能解讀地如此超拔與深刻,細膩入骨。無論文學還是電影,死亡本身都給已死、臨死之人和未亡人的世界帶來了大變故,一切指向都在說明生命重建和創傷修復的難度,禮贊對于生死體驗的審視和對于人類共通痛苦的理解和包容。真正的避諱是因為恐懼和無視,恐懼是因為無解、無知。

      《詠而歸》這部小說里有非常狠的一手,也是一個殘酷的對照——殯儀館長查出了肝癌。經過了足夠的心靈成長鋪墊,在見慣了成千上百種死之后,在曾經努力要改善殯葬服務儀節的各種嘗試之后,殯儀館長認同了自己的死亡——他悉心設計了自己的死亡,還遵循了“先上訃告再上天堂”的秩序,這一節顯然令人含笑淚奔,小幽默、小輕松里有大震慟,他對塵世生活熱切的愛,對親人的不舍擁抱,對死事的灑脫揮手,很像日本電影《象的背影》中的主角,要“活著”死,爭取一種自主的能力和尊嚴。人類若還比大象高級那么一點點,就是清醒地認識到最終孤獨赴死的宿命之后,返過來笑著擁抱余生,比好死賴活又高了一個段位。

      《詠而歸》是一部小說,不是關于生死學的訓練手冊和治療處方,它看到了人生末端同樣需要尊嚴的要求,哀憐在市井人情中死亡來臨時的各種無序與傖俗。人們熱衷于各類談資里展示著的外人的死亡,對于自己和親友的死則在原罪般深重的忌諱里逃避。其實無論婚喪還是嫁娶,都是人性的舞臺,在幽微曲折處有那么一點真實的面目,回避無濟于事,敢于正視死亡的恐懼也是一種進步。難的是共情,大的是悲憫。

      殯儀館長給自己列出了一系列彌留人生的欲望清單,甚至詳細到了包括“我想有一臺很高檔的單反相機”,“我想和朱蘊再做1000次愛”。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維克多·弗蘭克所有的至親至愛都死于非命,他根據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非人經歷提出了“悲劇性的樂天觀”,《詠而歸》里的殯儀館長也體驗了一種大悲之后的喜樂回歸。也許是這份特殊的職業給他的領悟提供了一份便利,而這份敘事的便利也給讀者提升了一點生死大事的詩意,給人們一點勇氣,在心里最隱私的角落偶爾可以偷偷想一想如何面對自己和親人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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