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本分析的視野——讀洪子誠《閱讀經驗》(黃文倩)

洪子誠

　　洪子誠先生是當代文學與文學史研究的大家，出生于廣東揭陽，1961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留校，接著任教直到2002年退休。上個世紀80 年代以來，洪先生以其含蓄低調的治學品格，逐步將積累的史料視野、歷史經驗與文學感性形諸文字，重要代表作包括：《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家姿態與 自我意識》《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本)《我的閱讀史》等。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八卷 本《洪子誠學術作品集》，賦予洪先生遲來的、實至名歸的榮譽與學術地位。

　　洪先生曾三度受邀至臺灣講學：2009年在彰化師范大學國文系客座，2013年在交通大學社文所客座，2014年在清華大學中文系客座，在臺期 間，他常不辭辛勞，應允赴各大學演講，目前在臺灣專攻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青年學者，大概很少沒旁聽過洪先生的課的，也因此，臺灣對洪先生并不陌生。然 而，或許是洪先生過于謹慎，他的書一直到近年才正式有繁體中文版，例如他的學術代表作之一的《中國當代文學史》，2008年才由臺北秀威出版公司分成上、 下兩集出版，而《閱讀經驗》(2015)則是洪先生應臺北人間出版社呂正惠先生的邀請，為臺灣讀者親自編選的第一本臺版文學評論集，主要選錄他在北大中文 系退休后至今的最新讀書、研究、講學間的“閱讀經驗”，當中有一些篇章，甚至尚未收錄在大陸版的專書中。

　　洪先生不喜重復、尊重獨創性、包容差異性的治學品格與性格，大概從早年就已經奠定。這或許也體現在他一生的研究取材、評價的視野與方法，甚至跟 大陸“主流”學界所保持的距離上。他深深理解道德評價的抽象危險，重視實事求是地回到歷史語境與高密度的史料聯系，然而，究竟“選擇”什么樣的對象、史料 來進行問題的討論，不只考驗著文學史家的才、學、識，更是回應與重構當時歷史現場的一種文學、甚至政治價值的決斷。在上世紀80年代中還高舉文學啟蒙的功 能下，洪先生出版的第一本書《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花了非常多篇幅來討論作家的藝術個性、感性生活、小說的風格、流派，甚至藝術境界等關系；而當 90年代追求“文學”的主體性已蔚為學術時尚的“主流”后，洪先生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著重處理非個人意義的文學生產與機制，這樣的選擇，與其說是 洪先生研究視野與方法的“錯位”，不如說是他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實踐文學與學術自由、多元及特殊性的一種辯證方式。

　　當然，在文學研究的個案上，洪先生確實比較欣賞主流中的邊緣、大敘事中的例外、集體中相對獨立的作家與作品。那些帶有悖論、矛盾意義的歷史主 體，似乎總能召喚看似嚴肅的洪先生的慧詰目光。因此，許多學者便認為，洪先生在自由主義跟左翼的立場上偏向自由主義，在“文學”與政治(或廣義的社會實 踐)上，選擇了“文學”。然而，這樣的劃分與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方式，恰恰是洪先生一生自覺要克服與打破的──無論從研究對象與教學工作的事實，洪先生 都更為重視左翼作家與文本。在《閱讀經驗》中所收錄的答冷霜《回答六個問題》中，他說：“我的重點是討論‘左翼’(‘革命’)文學和文學家的內在矛盾，自 身存在的悖謬性因素：在對一個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對‘純粹’、‘絕對’的無止境的強調。不斷對‘不純’的因素的剝離，結果是‘革命文學’失去 血肉，成為空殼”。而在《答李云雷先生問》的類似追問時，洪先生更明白地澄清：“我覺得‘自由主義作家’在當代的命運，他們遇到的矛盾和做出的反應，相對 起來較為清楚，而不同的左翼作家的當代命運就復雜得多，那種各個層面的‘悖論’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這種細致地剝顯中國當代作家相對特質的善意與 耐性，拒絕簡單地坐實在某種主義與立場的姿態及愿望，每每也給他帶來研究、備課和演講上的麻煩，所以即使已過“隨心所欲”之年，洪先生還是常調侃自身缺乏 靈性，自認跟不上新形勢與作品，時而還戰戰兢兢地露出靦腆的苦笑。

　　洪先生也常在課堂間作“自我批評”。他“自我批評”最多的一個問題，似乎總覺得自己的研究視野過于狹窄，他常舉錢理群等先生為例，認為他們所選 擇的魯迅等研究對象，才恰恰體現了學者的能力與品位，言下之意，自己僅僅處理“中國當代文學”，格局和趣味實在有待加強。洪先生這種念頭自然是謙讓，姑且 不說他上課時，如何錯綜復雜地聯系當代文學的各式淵源，如何貫穿當代文學跟現代文學、社會主義傳統、革命與現代性、民族國家、甚至知識分子轉型等縱橫關 系，他對一些非中國當代文學的參照批評，也相當可觀。例如，晚近以“我的閱讀史”系列，發表在大陸期刊，后收在大陸版的《我的閱讀史》與《閱讀經驗》中對 契訶夫以及帕斯捷爾納克《日瓦哥醫生》的點評與延伸，便有極多精彩且睿智的文學見解。王曉明近日在接受專訪時曾間接提及──他認為俄羅斯文學深受東正教的 影響，視野比中國現代文學更大，如果這個說法可以成立，那么洪先生對俄羅斯文學細致化的接受與品評，或許更能看出他作為一流批評家的才能與深度。

　　在《“懷疑”的智慧與文體：契訶夫》中，洪先生以難得的抒情筆調，描述了他從上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的契訶夫“閱讀史”。從早年欣賞的“對細 節關注”、“害怕夸張，拒絕說教，避免含混和矯揉造作，以真實、單純、細致但柔韌的描述來揭示生活、情感的復雜性的藝術”，到后來，透過契訶夫，擴充了對 庸俗與慵懶、溝通與隔膜、對勞動價值、剝削性質及跟人的精神、創造力的壓抑的綜合理解，這些視野早遠遠超過分析文學本身，尤有甚者，洪先生對契訶夫“懷疑 的智慧”的分析也令我印象深刻，這段話相當有意思：

　　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思想捕捉各種經驗與對象，而未有意將它們融入或排斥于某種始終不變、無所不包的一元識見之中……他為這個越來越被清晰 化，日漸趨向簡單的世界，開拓小塊的“灰色地帶”，并把這一“灰色”確立為一種美感形式。這種思維方式和美感形態，其獨特性和弱點、弊端，都同樣顯而易 見。而且，說真的，這個具有“懷疑的智慧”的人，從根本上說也不是一個可以親近的人。

　　這已經不只是對契訶夫及其文學作“中性”的分析了，在洪先生否定辯證的敘述話語里，我們能夠直覺體會他對契訶夫關鍵特質的掌握，同時，也不因契訶夫已是今日文學史上的大家，就省略對契訶夫作品和人格弱點的暗示。

　　洪先生談《日瓦哥醫生》(臺譯：齊瓦哥醫生)，也是我私心衷愛的一篇文章。他認為此作最大的特質之一，是盡管作者將主人公的生命跟俄國革命的各 階段歷史聯系起來，但此作并沒有“讓豐富的生存之謎，隱沒、消失在‘政治的確定性’之后”，而什么是豐富的生存之謎呢？其中之一二，洪先生認為應該包括對 俄羅斯壯闊的大自然的融入，他說：“大自然對他們來說，不是外在的被征服、待欣賞的對象……他們的生命融合在里面，由此形成有關生活、愛情、死亡、苦難、 幸福的觀念……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許多我們所不了解的謎�！睂θ祟惷煨〉闹t遜自知，對大自然與神秘世界的好奇與敬意，跟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響應弱勢者 的革命、社會與政治解放，其實并不矛盾吧？

　　回到“中國當代文學”，洪先生始終對這門學科的方法論有極自覺的推進與反省。在跟吳曉東對話的文章《提問吳曉東：和他的回答》里，洪先生提出學 界近年過度高喊研究的“歷史化”或“語境化”的問題，盡管它是企圖糾正過去數十年來，粗糙地理論先行的詮釋限制，但是，洪先生更敏感地發現，過于強調文學 研究的“歷史化”而忽視“本質化”的深度，也一樣容易陷入歷史的“抽象化”，甚至迷失在歷史材料中，導致淹沒與遮蔽了應該有的問題意識與獨特訴求。而在討 論可分析性與好作品的關系時，吳曉東的響應也值得深思，吳曉東說：“具有‘可分析性’的文本往往是研究者更喜歡的文本，但卻不必然是‘好作品’……我認為 當前的文學研究的危機之一就是審美判斷的能力日漸匱缺……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具備一定的審美判斷力也同樣應該是職業倫理的體現。當然對審美和藝術性的關 注也要警惕美學專制主義”。這樣有不同階段針對性的具體反省，大概也只有在雙方均有善意，且對此學科有高度責任感的學人，才能相互促成與推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