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思想·語境——臺灣文學研究的幾點感想(朱雙一)

　　我做臺灣文學研究已有很多年，研究甲午戰爭以來的臺灣文學，需要了解所涉及的背景，找到準確的切入角度。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對于臺灣的影響，更是再多的言語也難以道盡。因此，研究臺灣文學迎面而來的首先是“殖民”和“認同”的問題�！爸趁瘛笔羌孜鐟馉幍闹苯雍蠊�，“認同”卻呈 現極為復雜的狀況，文學有幸成為其主要記錄者和表征者。近年來所謂“日本統治帶給臺灣現代化”及其背后“日本統治比中國好”的潛∕顯臺詞，在臺灣幾乎成為 不證自明的流行論調，但兩個甲子間眾多作家的白紙黑字，昭昭揭露和控訴著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的加害，說明上述論調乃有人蓄意建構起來的不實之論�！罢J同” 問題也成為當前臺灣所有風雨的總根源。

　　臺灣光復后，兩岸社會和文壇都迅速同構化，但1947年發生的不幸事件成為繼乙未割臺之后“臺灣悲情”的又一源頭。一般認為1949年后因“白 色恐怖”，臺灣文壇斫斷了與五四以來新文學的聯系；我卻以為，中國新文學的某些思潮脈絡(如現代主義、“自由派”、“三民主義文藝”乃至批判現實主義等) 在當代大陸文壇其勢不彰，或斷續不整，在臺灣卻延續下來甚至有較大發展，只有將這種文學思潮納入中國新文學史的書寫中，才能使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過程 和經驗得以全面、完整地呈現。

　　臺灣作家陳映真曾在《后街》中寫道，沒有指導思想而進行創作，對他是不可思議的。筆者以為，單純藝術技巧的經營固然也可成為好作品，但這樣的例 子畢竟很少，文學史上留存下來的大量優秀代表作，絕大部分都以豐沛的思想和情感給讀者以啟迪和感動，思想性正是臺灣文學創作的厚重部分。

　　在臺灣文學的譜系中，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漢族內部的閩南、客家、外省人等“族群”創作的各自特色是相互關聯的，臺灣地域文化與整個中華文化之間 也存在部分與整體、個性與共性、支流與本源的辯證關系。除討論中華文化在臺灣的播遷和弘揚外，也需反過來強調“臺灣文學”以其別具特色的創作經驗和思想成 果豐富了中國文學，并認之為臺灣文學的特殊價值之所在。

　　近30年的廝守，臺灣文學研究對我而言已非僅是“職業”而更是“志業”，這不僅因為我從中得到了研究和發現的樂趣，還因為它也是我受感動、受教 育從而完善自我人格的過程。10多年前在《我和臺灣文學研究結緣》一文中，我曾回顧了所受已故臺灣戲劇家姚一葦、李映薔夫婦人格的輝耀，寫道：“與姚一葦 夫婦的交往，是我與臺灣作家交往中，受到最深刻教育的一次。在這一過程中，與其說我發掘了一點姚一葦先生早年文學活動的資料，不如說自己的收獲更大——它 加深了我對生命意義的理解和對臺灣文學研究工作的熱愛�！边@樣的感觸縈系在心，至今沒有絲毫的改變。

　　在我此后10多年的臺灣文學研究中，仍不斷有新的收獲，其犖犖大者，也許在于文學觀念的本身。其實作家、評論家依其文學觀基本上可分為兩大派。 一派認為最重要的是“為誰寫”和“寫什么”，偏重于文學的思想性，強調文學應與時代、社會、現實乃至政治意識形態緊密相連；另一派則認為“怎么寫”比“寫 什么”更重要，偏重于藝術技巧的經營，強調文學應描寫普世價值、永恒人性，力求遠離政治意識形態。兩種觀念既相互矛盾對立，也可相互包容互補，如白先勇和 陳映真的“不同而和”是一顯例。我這一代學者，由于是在“撥亂反正”的時代氛圍中接受文學教育，大多建立了文學有其獨立的審美價值的理念。然而接觸越多的 百年來中國文學(含臺灣文學)的第一手資料，越發現絕大部分作家異口同聲強調的是應積極面向人生，參與現實社會的政治斗爭，為崇高的理想戰斗，才能創造出 不朽的作品(呂熒語)。兩種文學觀不必“你死我活”，但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寫什么”的比強調“怎么寫”的多得多，我們如要還原歷史真相，這一點是不 能不加以注意的。

　　這就提示了研究中“語境”意識的重要，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常說的要歷史地、具體地、辯證地看問題。對于任何研究對象，都要放到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 中考察，才能有正確的理解，切忌用此時的感受、認知和觀念，或某種所謂“普世”、“永恒”的標準來對歷史上發生的事情橫加臧否。在閱讀和研究過程中，我逐 漸認識到世界上并沒有或很少有“普世”價值這種東西，或者說沒有或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所有一切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即如西方式一人 一票的“民主”，在中產階級已成為社會主體，各方利益平衡已基本固定的國度，作為一種“游戲”玩一玩并無大礙，但在大多數人還有衣食之虞，各種民族的、宗 教的、階級的利益沖突還很激烈的地方，強行推行很容易造成社會的大規模動亂——由此我才理解，為何諸如文學“與抗戰無關”之類說法，其文學應與現實政治保 持距離的實際意思，現在看來頗符合當今文壇的主流認知，但在抗日烽火連天、戰士浴血奮戰、詩人們正用手中的筆寫著粗糙的怒吼式的抗戰詩句的當時，卻遭到人 們普遍的唾棄；也才理解胡風為何批評林語堂忘記了在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人們中間提倡閑適、贊美個性是怎樣一個絕大的“幽默”，鐘理和也在其日記中稱林語堂 是看到有人上吊他卻說是在蕩秋千。張愛玲也有類似情況。承平時代、衣食無憂、不無小資情調的我們也許會很喜歡張愛玲重在人性描寫的作品，但20世紀三四十 年代的人們卻大多更喜歡魯迅而不是張愛玲。此外，對于“左派”、“右派”的定義和觀感，兩岸也有很大區別，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回到對象所在的具體語境 中，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接近對象的世界，才能得出較準確的結論，也才不會產生諸如指責日據時期臺灣作家描寫貧窮苦難的作品缺乏“美”的品格之類的偏頗。 這不能不說是我研究臺灣文學，特別是閱讀陳映真等作家作品所得到的自己思想上的最大收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