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真正“有意義”——讀杜蘭特名著《歷史的教訓》(葉雷)

　　《歷史的教訓》 ［美］威爾·杜蘭特 阿里爾·杜蘭特 著 倪玉平 張 閌 譯 馮克利 晏紹祥 審校 中國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阿爾瑪·塔德瑪的畫作《討論中的羅馬人》

特拉法爾加戰役場景 本文圖片均選自《歷史的教訓》

　　2015年伊始，中紀委就推介了“新年第一書”——《歷史的教訓》�！罢嬗羞M步嗎？”杜蘭特之問啟示我們，反腐敗具有長期性、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這固然是中紀委推介的原因，然而，該書的真正價值遠不僅于此。季羨林先生在1999年第1期《博覽群書》雜志發表的書評就曾預言，該書“很可能會像旋風一樣地風行大陸，并引發大陸學術界關于歷史，關于文明，關于人類的一場大爭論，它將成為中國新世紀新一輪啟蒙運動的催化劑與導火線”。

　　季羨林先生是這樣介紹杜蘭特的：“他和胡適先生都是大哲學家杜戚的學生。他以《哲學史》一書成名，更以《世界文明史》一書達到其六十年學術生涯的巔峰。杜蘭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筆生花，見識超凡而極富冒險精神。他冒著專門史家的各種批評，一往無前地沖進了人類文明的致命深處�！倍�早在20世紀30年代，杜蘭特就到過中國，他在成書于1934年的《東方的遺產》中就認為“中國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并預言中國“很可能將會比美國富有，很可能將會與古代中國一樣，在繁榮和藝術的生活方面，居于領導世界的地位”。

　　眾所周知，《歷史的教訓》一書，濃縮了11卷、1500萬字《世界文明史》的精華。杜蘭特先生之所以要寫這本書，按他自己的說法，有兩大原因，一是“這些內容或許會對當今事務、未來的可能性、人性和國家組織有所啟發”；二是“我們提供的是一種對人類經驗的審視，而非個人的啟示錄”。季羨林先生之所以強調該書的啟蒙意義，正在于“歷史的教訓”，在杜蘭特自己看來，或許真的只是“教訓”而已，但對于我們，則有著鮮明的預判和方法論意義。

　　《歷史的教訓》全書共十三章，包括“猶豫”“歷史與地球”“生物學與歷史”“種族與歷史”“性格與歷史”“道德與歷史”“宗教與歷史”“經濟與歷史”“社會主義與歷史”“政府與歷史”“歷史與戰爭”“增長與衰退”和“真有進步嗎？”每一章的邏輯非常清晰，先是提出問題，然后指出規律性的因素，點評前人的研究成果，接著詳述關鍵因素的演進路線，最后得出歷史的“教訓”，并為人類前行指出方向。

　　在第一章《猶豫》中，杜蘭特就鮮明地指出了歷史研究的“教訓”。如果歷史編纂只是收集整理史實，那么就“不能算是一門科學，只能算是一個行業、一門藝術和一種哲學”；“歷史嘲笑一切試圖強迫將其納入理論范式或邏輯規范的舉動；歷史是對我們概括化的大反動，它打破了全部的規則：歷史是個怪胎”。為了避免“歷史沒有任何意義”，歷史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類行為的本質，以及人類的前途究竟會如何？”

　　而在第二章“歷史與地球”中，杜蘭特從“歷史具有煩人的二重性”說起，在經過一系列分析論證之后，得出結論——“當制海權在商貿和戰爭領域中讓位給航空權的時候，我們將會看到歷史上的又一次根本性變革”，并指出“只有富于想象力和主動性的領導者，以及堅韌勤勉的追隨者，才能將可能變成現實；而且只有類似的組合，才能克服成千上萬的自然艱險，創造出一種文化。是人類，而非地球，創造了文明”。

　　不同于一般西方學者，杜蘭特不僅未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反而從根本上否定了歐洲中心論。他認為，亞洲的文明是形成希臘與羅馬文化的背景和基石，埃及和東方才是現代文明之源。加之他的歷史研究，幾乎包括了與人類生活相關的各方面，所以他有很多與眾不同的見解。比如，“保守人士抵制變革與激進人士倡導變革具有同等價值，甚至可能更有價值”；“天堂與烏托邦，就像井里的吊桶，當一只上升時，另一只就下降”；“把自由搞成絕對的，它就會在混亂中死去”。

　　在第八章“經濟與歷史”中，杜蘭特強調“財富集中是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只要有貧窮存在就有神祇”，“在不斷進步的社會中，這種集中程度可能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眾多窮人數量上的力量與少數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勢均力敵，此時不穩定的平衡便會造成危險局勢。歷史對此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或者是通過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或者是通過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強行分配貧困”。

　　在第九章“社會主義與歷史”中，他指出，“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之斗爭，是財富集中與分散之歷史樂章的一部曲”，并預言：“資本主義的恐懼迫使社會主義放寬自由，而社會主義的恐懼也迫使資本主義增加平等，東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東方。不久，兩者就要碰頭�！睘楹稳绱�？他在第三章“生物學與歷史”中已經指出了三條教訓：生命即是競爭、生命即是選擇、生命必須繁衍�！皩W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人類最終必然相向而行。

　　今天讀《歷史的教訓》，我們還必須回到歷史本身。杜蘭特花了50余年的時間完成了《世界文明史》，1975年完成《拿破侖時代》，他已經是九十歲高齡了。其間，不斷修訂再版，《歷史的教訓》則是第五版修訂時所寫，成書于1968年。盡管杜蘭特已準備好了第十二部《達爾文時代》和第十三部《愛因斯坦時代》的寫作大綱，但實在沒有精力去完成了。用杜蘭特的“風尚”一詞來說，《歷史的教訓》不過是在特定時代的特定“風尚”中完成的著作。

　　正因為如此，《歷史的教訓》更大的意義在于啟蒙，而非教條。所幸的是，《歷史的教訓》一書的寫作風格，實際上已經告訴我們，與其說它是一本歷史經驗談，不如說是對人類史的哲學思考，更不如說是一本告訴我們思考人類史的哲學方法論。歷史在前行，杜蘭特的書還沒寫完，在第十三部《愛因斯坦時代》之后，至少還應該有第十四部《博納斯時代》(博納斯·李是互聯網的發明者)，如果我們寫完再來總結，可能“歷史的教訓”又會不一樣。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