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創造一種新的可能(楊慶祥)

　　葉辛長篇小說《問世間情》

　　小說，創造一種新的可能

　　葉辛的長篇新作《問世間情》的故事梗概如下：在上海打工的農民工索遠小有所成，擔任一家工廠的主管，他和同廠女工麻麗過起了“臨時夫妻”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當索遠在河南農村的妻子攜女找上門來的時候，索遠面臨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選擇，是拋棄結發妻子，和已經產生感情的臨時妻子麻麗生活在一起？還是恪守道德的底線，回歸家庭，和妻子但平平冰釋前嫌？

　　這一道德選擇上的兩難是這部小說內在的情節驅動力，當那個早晨索遠和麻麗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好夢就已經結束了。葉辛嚴格恪守現實主義的寫作原則，以最樸素的講故事的方式將這樣一個發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呈現了出來。根據小說中援引的資料顯示，在近些年的上海，這種務工群體中的“臨時夫妻”現象已經非常普遍，不是以百十計，而是以萬、十萬計。

　　毫無疑問，葉辛不僅僅是站在道德的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小說中的索遠并非是一個道德墮落、玩弄情感的浪蕩子，恰好相反，他努力工作、認真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無論是無知的女工，還是并不了解其生活經歷的“臨時妻子”麻麗。在整部小說中，索遠都始終以正面的形象出現，他是一個階層的代表——在城市務工，有一定的知識技能，妻兒老小還在農村，正努力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變身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但這個理想似乎遙不可及，他們的工資遠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而他們的棲身之所，也不過是在所謂的“城中村”中租借十來平米的房子。至于人格的尊嚴和精神的需求，那就更是遙不可及的幻景了。但索遠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許就在這里，從表面上看，他和麻麗的臨時夫妻是從生理的需要開始的，他絲毫不隱諱這一點，但從一開始，這一生理的需求就與某種心理的需求結合在一起，在性的需要之外，他們更需要的是一種精神上甚至是審美上的需要。我以為這是小說最有穿透力的地方之一，對于索遠這樣的“新農民工”而言，溫飽已經無法滿足他，他需要更多的東西——而這所謂的更多東西，也不過是人性最基本的訴求。當社會無法給予或者社會漠視這一切時，他們就自己創造出一種新的關系來予以補充，在這個意義上，“臨時夫妻”不僅具有社會學的意義，同時也充滿了意識形態的色彩：這是底層者的創造力生生不息的表征。

　　正如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所言，題材的敏感是小說的首要之義。從題材的角度看，《問世間情》選擇了一個極有生產性的話題。但小說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比如人物，比如結構，比如對人性最充分的發掘和想象，當然，最重要的是，小說不能遵循世俗的道德，小說要走的是自己的路，這條路代表了另外的可能和另外的歷史。

　　索遠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嗎？這一疑問是“臨時夫妻”這一題材本身所內含的，他究竟會在麻麗和但平平之間選擇誰？他在選擇的過程中，是否會擴展我們對于人性和生活的認知？在路遙的《人生》中，高加林拓展了那個時代我們對于青年的認知，一個人為了實現自己的進城欲望，可以采用非正義的手段，而且，可以背叛古老的道德傳統，這是高加林形象之所以具有悲劇和力量的所在。

　　和高加林的欲說還休不同，索遠直接用身體宣布了對農村以及農村所代表的美學的失�。核麑β辂惖拿詰倥c其說是對性的迷戀，不如說是對一種新的生活的迷戀，麻麗的身材、穿著，甚至是使用的香水都代表了一種更接近現代生活的審美。這里有可能出現戲劇性的沖突和瘋狂的悲劇力量。有什么理由能讓索遠放棄這一切呢？即使他要放棄這一切，他也必然要經受煉獄般的折磨和拷問，必將加深人性與這個時代平庸的道德觀念之間的矛盾沖突。這就是索遠的可能性，底層者用行動打破了舊規則，并試圖想象和創造新的生活。

　　但索遠卻停下來了，他只是走了一小步，卻退回來一大步。這是中國的作家不愿意去直面的問題。路遙讓高加林回到了農村，而葉辛讓人掐死了麻麗。既然麻麗死了，一切的矛盾和可能都消失了，索遠只有回到以前的家庭中去，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惟一不高興的可能就是麻麗，憑什么我這么命苦，讓你說掐死就掐死了呢？

　　是啊，麻麗之死更像一個電視劇的邏輯而非小說的邏輯，電視劇的邏輯是要好看的橋段和高潮的結局，而小說的邏輯是要人性的長度、寬度和深度。麻麗當然可以去死，這是作者的權力。但是，如果小說本身也有權力的話，它也許會反對這種做法，它或許會要求，讓她不要死吧，因為實在找不到讓她死的理由；即使要她死，也不要死得那么簡單。也許作者會反駁，生活中就是這么簡單啊。不錯，生活是這么簡單，但是，并不能因此讓小說也簡單起來。

　　總之，無論是題材的選擇，還是社會問題的呈現，《問世間情》都是一部有意義、有意思的作品。只不過，如果麻麗還一直執著地活著并愛著，如果索遠不總是那么一本正經，如果可以進一步地冒犯一下那些道貌岸然的東西，這部小說也許就更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