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人類的教科書——重讀《歷史的教訓》(卜憲群)

　　編者按：今年1月，半個世紀前著名學者威爾·杜蘭特夫婦所著的《歷史的教訓》，首次以單行本的形式在內地出版發行，不到一個月，10萬冊一售而空。

　　古人云：“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睂τ跉v史，我們須本著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牢記經驗、牢記教訓、牢記警示，把握大勢、把握規律、把握今日，讓昨日的教訓成為今天的啟示。讀史的意義恰在于此。

　　《歷史的教訓》是20世紀美國著名學者威爾·杜蘭特夫婦在其多卷本《世界文明史》等著作的基礎之上，于1968年完成的一部優秀作品。本書篇幅不長，嫻熟地運用各種史料，站在跨民族、跨國家的文明史角度，以總結、論辯又不乏通俗性的語言和歷史哲學式的思維，思考自然史與人類史的方方面面。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者因《哲學的故事》和《世界文明史》等名著而熟悉和推崇威爾·杜蘭特。讀罷《歷史的教訓》(倪玉平、張閌譯，中國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本人也感同身受。

　　一般規律與普遍聯系

　　《歷史的教訓》繼承了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研究方法，探索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一般規律與普遍聯系，從作者生活的時代出發，從今天的角度、普通人的立場，總結歷史的遺產。

　　本書視野寬闊。首先，它將人類史放在自然史的視野下進行思考�！叭祟悮v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間”，人類生活在地球上一定的空間范圍內，地理哺育和規范著歷史，雖然技術的發展使地理因素的影響在變小，但地質與氣候仍然控制著人類，能夠“以極其野性的方式沖向我們，終結掉一切悲傷與痛苦”。面對自然，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教訓就是要學會謙遜”。但作者不是歷史悲觀主義者，更不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他將自然史與人類史作了本質區分：自然史是無知的，創造文明的“是人類，而非地球”。歷史不僅是宇宙中的一瞬間，也只是“生物學的一個片斷”，“生物學的法則同樣也是歷史的基本教訓”，競爭、選擇、繁衍這些生物學上的基本規則，也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不斷表現出來。書中的某些見解當然有可商榷之處，但無疑是作者從當時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制度下不平等現象得出的一般看法。

　　其次，本書從人性的歷史，從人類歷史進程的若干層面中抽出作者認為的重要部分進行解讀，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試舉幾例如下：

　　作者認為不應當把文明與種族聯系起來，“任何膚色的人，都可能發展出一種文明(只要環境適宜)”。古代文明“是地理上的機遇與經濟、政治發展相結合的產物，而不是由于種族的原因”。他看到了種族、文明、民族間的辯證關系，看到了地理、經濟、政治與文明的關系，提出“不是種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經濟和政治環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創造了人類形態”的卓識。作者反對種族偏見，提出了每一個人“都對所屬種族的文明做出過創造性的貢獻”的可貴見解。

　　本書探討了古今先哲都很關心的一個話題，即人性與歷史、與社會的關系。作者認為，“有史以來，人的演化一直是社會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人類的進化“主要是因為經濟、政治、智力和倫理道德的革新”。人性是“社會的基礎”，其力量“可以改寫國家的構成”。從已知的歷史來說，“人類的行為卻又并未發生多大的改變”。這些看法中的若干因素值得我們重視。

　　本書分析了道德的歷史性及其作為社會規則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作者將道德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中來考察，指出不同階段的道德規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為它們不斷調整自身去適應歷史和環境的條件”的結果。因此，放在歷史進程中看，道德是相對的，“罪惡”和“美德”必須放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評價。

　　第三，本書最后用《增長與衰退》《真有進步嗎？》兩章表述對文明史的一般看法。歷史一再重演，文明也在不斷地周期性興起與衰退，歷史真的有進步嗎？在歷史的過程中人類的本性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進步”的觀念也令人質疑。我們尚沒有培養出足以阻止我們貪婪、自私、好斗本性的道德規范。讀者是否同意這種近乎冷峻的歷史進步觀，自可評判。

　　現實關懷與唯物辯證

　　本書貌似通俗，但讀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歷史背景并不容易讀懂，而在沒有通讀威爾·杜蘭特全部作品的基礎上談歷史觀與方法論更是危險的。

　　首先，盡管作者從歷史研究的主體與客體關系上，闡述了歷史解讀中歷史學家可能存在的“偏見”“遮掩蒙蔽”，甚至“曲解”，但他并不否認能夠“從歷史中學到足夠多的東西”。本書命名為《歷史的教訓》，試圖從多層面來考察歷史的本質及相互聯系，并不斷以自己在歷史中發現的“教訓”來提醒今人，告誡社會，足以說明作者的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精神。

　　其次，作者的歷史觀中包含許多唯物辯證的萌芽與自覺：他正確區分了自然史與人類史的不同，強調了自然史與人類史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人類文明是人類自己創造的重要觀點；他看到了“不存在完全一樣的兩顆豌豆”“量變是質變的先決條件”等自然界中的辯證法，并運用于人類文明史的觀察分析。因此，作者承認文明的多樣性，承認“文明是合作的產物，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此有所貢獻”，承認人類文明所積累的經驗在文明傳承上的價值。他高度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明；反對種族歧視，肯定所有民族甚至所有人在文明創造中的貢獻；主張以文化而非血統來劃分民族、種族，主張通過普及教育來消除種族歧視。他看到了道德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道德的歷史局限性與變遷性；看到了道德失衡后的罪惡，也看到了“人類善良的歷史”。

　　第三，作者始終注重從經濟關系的變化來觀察人類文明的變遷，從生產發展、技術革新和物質資料的運動來看待歷史變革。因此，他既看到了大河流域在文明進程中的作用，也看到了新航路的開辟和航空業發展所帶來的歷史變革。他看到了人類的不平等首先是經濟上的不平等，離開經濟的不平等談自由是空泛的。他看到了文明的產生、人類的進化都離不開經濟因素，道德與人類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關。凡此足以讓我們重視威爾·杜蘭特的歷史觀。對于作者關于人性在歷史中的作用應作何認識，我想引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中的一句話供大家參考，馬克思說：“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治學研究與治國理政

　　無論政治家、學者還是普通民眾，無論政府還是社會，都可以從本書中吸取有益的內容。

　　對史學研究者來說，應當吸取本書的整體研究觀，將歷史中的個別與一般、普遍與特殊聯系起來，從中探尋歷史的規律。要認識到歷史認識主體與歷史客體間可能存在的巨大差異，對歷史謹慎地下結論。要認識到向社會普及歷史知識、歷史智慧與歷史研究同等重要。作者賦予史學崇高的地位：“歷史首先是這一遺產(指文化)的創造和記錄；進步就是遺產的不斷豐富、保存、傳播和利用。對我們而言，研究歷史不僅僅在于對人類的愚蠢和罪惡予以警示，也要鼓勵人類銘記有價值的先人�！蔽蚁�，這也是當代史學工作者應當記住的。

　　對政治家來說，可以借鑒本書所揭示的關于人類文明的種種思考，更好地制定政策、治國理政。首先，現實社會的許多問題來源于歷史，人類面臨的許多問題可能是共同的，不懂得這些不可能成為杰出的政治家。其次，從自然史與人類史、從整個文明史的視野，政治家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我們所面臨現實問題的復雜性。例如，人類仍然要尊重自然和生物界的一般規律；又如，“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改變了，但動機和目標依然如故”，因為人性的變化是緩慢的，有生物學的遺傳，還有“群體內習俗和傳統”，不能以理想替代人性來思考現實的所有問題。這些看法對政治家如何處理現實問題都大有啟發。

　　對社會大眾來說，本書仍有較強的通俗性和普及性，從中可以獲得關于人類文明發展方方面面的許多知識。我想，這也應當是作者期待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