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走出語言迷宮的指針(孫偉科)

　　小說是語言的迷宮。無論是西方——歌德的《浮士德》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還是我國的《紅樓夢》 ，洞穿這些迷宮背后的迷霧，是一件難而又難的事情，我們把這樣的事情稱其為事業也未嘗不可。對《紅樓夢》的研究更是如此。

　　毋庸諱言，紅學研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學術成果，而近三十年來紅學的大勢逐漸在向文本轉移。過去我們主要是從內容和形式的劃分上來展開紅學研究的，比如分析主題、題材、人物形象、語言特色、結構藝術等來達到對小說的認識。這種傳統方法依然在紅學研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但研究小說的方法又是不斷發展的，敘事學的出現則將小說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科學的高度。它不是一種概念偷換、不是新瓶裝舊酒、不是換湯不換藥，而是更深入文本“肌理” 、更接近作者意圖的一種“渠道” 、實現與作者心靈共鳴的“天籟” 。

　　換言之，假如我們把小說看作是語言的迷宮，而敘事學就是在尋找走出語言迷宮的指針。 《紅樓夢》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繁富無比，但作品的深刻思想、作者的主觀意圖是通過何種敘事方法得以實現的則依然是未能窮盡的話題，這就涉及到了特殊的小說修辭，而王彬的《紅樓夢敘事》就是對這一特殊修辭的研究。

　　敘事學的理論引入在我國已經不算太晚，但卻成果寥寥。原因在于人們依然不能將敘事學轉變成為研究小說的觀念和方法，讓其發揮觀念變革的威力。大多數命名為“敘事學”的研究，實質是將敘事學研究統攝在傳統小說觀念之下，假借其名而行之而已，對《紅樓夢》以及經典小說的研究依然沒有走出舊有的格局，這樣雖然敘事學貌似引進了、嘗試了，但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卻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王彬的《紅樓夢敘事》則不然。我認為這本著作的主要價值就在于它在敘事學方法的運用上、觀念的變革上、文本肌理的縷析上，具有敘事學所要求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換言之也就是真正具有回歸文本的召喚意義，而這樣的研究具有示范意義，從而為我國文學研究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

　　是的， 《紅樓夢》是一座語言迷宮。比如敘述者，為什么出現了“抄錄者、整理者、評閱者”等的不同？再比如時間，為什么有時候作者將時間那樣模糊處理而有的時候又那么明確地肯定？一會兒是不知過了“幾月幾時” ，一會是“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末時交芒種節” ；再比如評價，小說對人物的評價性語言，為什么會常常讓我們感覺錯位？賈政果真是“治家有方”嗎？王夫人果真是“寬厚仁慈”嗎？襲人果真是“賢襲人”嗎？賈寶玉果真是“腹中草莽”嗎？特殊的修辭方法，時間和敘述的疊加，構成了文本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其中對“偽時間” 、“不可靠敘述”修辭技法的定位揭開了謎底。深刻的作品往往有復雜的構成，它是“曲折復義”的文本，而不是“單義直接”的文本。

　　王彬在借鑒西方敘事學的同時，又將中國的敘事方法與其相結合，創造性地總結出“動力元” 、“漫溢話語” 、“時間零度”與“偽時間”等新概念與新方法，從而為《紅樓夢》的研究尋找到了新指針。王彬認為，方法創新實質是觀念創新，新方法的密集出現自然意味著“范式革命”的意義。但是，有些人并不理解“新概念” 、“新范疇”實際上是對新事實——隱藏在背后的事實的揭示，所以它所揭示的文本新現象隱含著對文本認識的變革，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化的。

　　雖然《紅樓夢》文本具有各種各樣的“文學性”和“技巧性” ，雖然文本的語言構成一唱三嘆、曲折回環、首尾瞻顧、前呼后應，但是作者的思想并不模糊或猶疑。文本的構成肌理延續著一種審美經驗，是作者達到審美表達的手段，而舍筏登岸、得魚忘筌，作者的意圖喚起我們的共鳴則毫無疑義。假如《紅樓夢》文本是作者思想的直接呈露，那么我們還會反復揣摩、玩味和品鑒嗎？再換一個角度，假如作者的贊美、同情、哀嘆、聲援，總是與我們的價值觀、人生理想相悖逆相矛盾，那么閱讀、享受《紅樓夢》還能讓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嗎？

　　《紅樓夢》是我國長篇小說的經典，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擁有崇高地位。但是對這部偉大著作的研究，卻難盡如人意。多年來， 《紅樓夢》被各種媒體娛樂化，在一些電視節目中居然成為一個匪夷所思的宮廷故事！這樣的“紅樓研究”與學術絲毫也沒有關系，實質是媒體為了收視率而制作的娛樂節目而已。深入梳理與認真分析《紅樓夢》 ，將其提高到與時代相適應的水平，啃這個硬骨頭則依然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埋頭學術的人。王彬的努力即可以歸為此類，他在對《紅樓夢》文學繼承性的經驗支持進行了科學的切實剖析的基礎上，指出《紅樓夢》中的修辭方法依然在當代文學創作中接續綿延，只是被我們忽略淡忘得太久了。他說：“ 《紅樓夢》的敘述方式與當下小說依然保持著聯系，依然為當下的中國小說提供支持。 ”是的，接通紅學與當代文學創作的聯系，讓人們更多地從“經驗”上感受《紅樓夢》的文本質地之美和思想博大之美，是一個應該認真對待的問題，王彬在分析當代先鋒派作家的創作時指出，中國當下先鋒派小說的許多敘事方法并不一定宗源于西方，其實在《紅樓夢》中就已經存在，只是我們沒有認識到罷了。為了接通紅學與當代文學創作的聯系，更多地從“經驗”上感受《紅樓夢》的文本質地之美與思想博大之美，王彬引用日本清少納言在《枕草子》中的一段描寫定子皇后的話來做象征：“她穿著無可言喻的鮮紅衣裳，身上層層疊疊穿的盡是些光澤奪目的衣料子，可以看見那光亮的琵琶上，披覆著多層次的美麗繡端，那抱持著琵琶的神態委實令人神往！ ”這體現著作者懷抱別具、層層疊疊的匠心�！疤骄俊都t樓夢》 ，研索《紅樓夢》 ，對這些美麗的繡端逐層辨析，至少對其中的敘事方法精細解析” ，古人與今人，古之人的作品與今之人的創作并不可以截然劃分，在貌似寒冷的堅冰下面，流淌的依舊是剪不斷理還亂的汩汩溫泉與清澈溪流，而這也正是王彬先生撰寫《紅樓夢敘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