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使命與國家形象塑造——文藝理論家徐放鳴訪談(葉煒)

　　葉  煒：您在文章中多次闡述“形象詩學”的概念，這與傳統的文藝理論里的形象論有何區別？為何要提升為一種詩學？

　　徐放鳴：中國學術語境里的“形象詩學”是由文藝理論中的傳統形象理論發展而來，它歷來都是文藝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并且在其理論發展中形成了豐厚的學術積累和傳承。一方面建立在對中國古代文論核心范疇的解析和繼承基礎上，另一方面又從西方古今文論中獲得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基礎上中國當代文論家逐步建構起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中的形象詩學理論，在不同的維度上進行了理論創新的可貴實踐，顯現出形象詩學理論發展的不同走向。

　　我的形象詩學研究顯示了前后期不同的側重點。前期是在傳統形象研究領域內對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做現象考察和個案分析。譬如從形象塑造的對象主體性入手，對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發展規律做系列研究，針對人物性格的“背叛”現象——違反作家創作初衷而自然發展，探索其中存在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主觀性與客觀性、主動性與被動性以及人物性格發展的完整性和層次性等，以此來“從一個側面深化對文藝作品的形象詩學研究”。又如，將形象詩學的理論擴展到文學以外，運用于影視批評實踐，對產生廣泛影響的影視作品主人公形象及人物群像做個案分析，并且進一步討論當今時代英雄形象的塑造面臨的新問題和出現的新趨向，提出了值得警惕的非英雄化傾向問題，這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和討論。后期我重點就“我們的文藝如何面對中國的‘形象焦慮’”提出問題，在《文藝報》展開了相關討論，我認為，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語境中塑造出我們正面的民族形象和國家形象，是當代中國文藝責無旁貸的現實使命。我們既要肯定當代文藝實踐在國家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存在的明顯缺失。例如文藝形象紛雜背后的相對單一、深度缺失、原創性不足，要看到中國當代文藝形象序列表面上的琳瑯滿目并不能掩蓋深層次的蒼白平淡。更為重要的是，面對中國的“形象焦慮”，我們的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還缺乏以文藝實踐構建國家形象的充分的自覺意識，還沒有在這個方面形成必要的理論支撐和實踐引領。為此，迫切需要努力拓展形象詩學的研究視域，將國家形象建構研究納入其中，同時，要從文學領域的形象塑造擴展到整個藝術門類各個藝術形態的形象塑造，形成適應新形勢的形象詩學研究格局。

　　葉  煒：最近幾年，您著重做當代文藝實踐中的國家形象構建研究，您為什么要選擇這個方面的研究？它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徐放鳴：由于綜合國力的增強而產生的提升國家形象的期待與域外中國形象觀感的實際狀況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其中固然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偏見因素以及中國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陰影的影響，也有我國在現階段發展中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還突出地表現著國民素質亟待提高的現實制約因素。這些方面都為研究國家形象的構建問題增加了現實的緊迫感，文藝中的國家形象塑造問題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實踐領域。

　　從現實意義上說，這一研究以當代中國文藝實踐為視界對國家形象構建進行整合研究，首先可以為當前我國全面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大繁榮大發展這一重大的時代性命題，為凝聚民族力量、提升國家形象、擴大中國的世界性影響等，從一個特定的視角提供基本理路和實踐方略。其次，當代中國文藝實踐主動進入國家形象構建層面，這是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和文藝實踐不斷走向自覺與成熟的標志，彰顯了文藝的現實關懷品格與建構主義取向�？梢栽趪�家意識、民族精神、國民素質的提升方面發揮獨特的影響作用。再次，以“形象詩學”為視角，系統地建構起當代文藝實踐中國家形象塑造問題的總體框架，可以通過理論的自覺促進和指導實踐的深化，使得文藝實踐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更加自覺地融入國家形象塑造的總體話語體系，進一步促進和深化當前國家形象的整體性塑造。

　　葉  煒：您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家形象塑造上有怎樣的收獲？

　　徐放鳴：具體來說，中國當代文學從如下五個方面成功呈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多元面貌和蓬勃生機。

　　一是開放形象。改革開放是新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開放的中國也成為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國家形象的重要內容。這種開放形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展現逐步深化的體制改革。改革是開放的前提與基礎，中國的開放程度隨著改革的全面展開而不斷深化，如張宏森《車間主任》展現的北方重型機械廠的改革歷程；呂雷、趙洪長篇報告文學《國運——南方記事》描繪了改革開放偉大的歷史進程。其次是表現中國農村與城市的巨變。以農村與城市為視點展現了充滿活力、和諧穩定的中國社會形象。孫力、余小惠《都市風流》表現了城市的改革；何建明長篇紀實文學《江邊中國》全景式記錄了江蘇永聯村，這個長江灘涂上的貧窮村落的發展歷程，展現了“一個村的‘中國夢’”。由此，中國的開放形象也成為最具國際認同感的國家形象特質。

　　二是民族形象。為抵御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趨同”、民族性消退等風險，弘揚民族精神、展現“地方性”成為文學構建國家形象新的立足點，尤其是其中的地域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在呈現民族形象方面成就突出。這一民族形象既是指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與現實形象，也包含當代文學中各少數民族形象的生動展示。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各民族在歷史進程中形成了相似而又獨具本民族特色的發展軌跡，呈現出神采各異的民族風情，如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張承志的《心靈史》，阿來的《塵埃落定》，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等文學作品，分別從不同的側面展現了多個民族獨特的藝術形象。

　　三是世俗形象。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經濟日趨繁榮的時代背景下，人們關注的焦點轉向了個人，下移到了世俗而瑣細的生活情境。在消費主義、后現代主義影響下，中國文學開始重視對日常生活和尋常人物的非典型化書寫，呈現出一種特定時代下的世俗形象。以新寫實主義小說為例，在“市場化”的文學時代，作家將“社會化敘事”轉向“私人化寫作”，崇尚“零度敘事”，消解了精英與平民的差異，拒絕崇高、回避理想，表現出中國社會轉型期特有的敘事美學與生活哲學，展現出一幅獨特的世俗形象。如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池莉的《太陽出世》等作品注重表現平常人家的悲歡離合和普通人的瑣碎生活，為世人呈現了活在當下的中國人的生存現實。

　　四是文化形象。隨著文化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國家經濟崛起與文化發展的失衡導致了人們的焦慮。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建設文化強國成為國人新的文化理想。文學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就肩負著傳播中華文化、呈現國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使命�；仡櫘敶�文學對中國文化形象的呈現，可以看出這種努力是一以貫之的，比如霍達《穆斯林的葬禮》對玉文化的描寫，王安憶《長恨歌》對上海弄堂文化的刻畫，王旭烽《茶人三部曲》對茶文化的展示等等，這些作品都以文學特有的形式展示了獨具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

　　五是美麗中國形象。新的時代語境下，文學對國家形象的呈現又展現出新的內容，即努力呈現美麗中國形象。當前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人們對生態問題愈發關注，長期以來學界對于生態美學的倡導與研究也成為文學呈現美麗中國形象的理論先導。這里的美麗中國形象是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所展現出的優美、宜居、獨特的中國生態形象。美麗中國作為“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構成五位一體的發展格局。中國文學勇于承擔時代的責任，為世界呈現一幅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注重環境保護的中國生態形象。如裔兆宏的長篇報告文學《美麗中國樣本》，記錄了南水北調工程在生態保護方面的貢獻。又如大型電視紀錄片《美麗中國》，為世界展示了中國生態的獨特魅力。這些創作實踐都為美麗中國形象的呈現發揮了積極作用。

　　葉  煒：您認為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塑造上，哪種體裁發揮的作用更為突出？

　　徐放鳴：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家形象構建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中富有文學性的長篇小說發揮了更為突出的作用。以長篇小說為例，我認為這種審美規律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統一”。

　　一是史詩情結與“社會生活史”、“民族心靈史”呈現方式的統一。國家形象的構建是以“社會生活史”和“民族心靈史”的方式呈現國家形象多元而又整體的樣態，著重塑造中華民族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史、民族精神世界變遷史中的多元形象，表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人、物、事�；仡欀袊�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作家的史詩情結貫穿于整個當代文學。雖然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已經從“共名”走向“無名”，“宏大敘事”亦被詬病，然而“史詩性”依然被看作評價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最高標準，評論家亦不吝惜用“史詩”來評價優秀的長篇小說。如雷達評論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是“史與詩的恢弘畫卷”，陶然評價阿來的《塵埃落定》是“西藏的史詩”，以及陳忠實的《白鹿原》被稱為“民族秘史”等等。在史詩情結的影響下，中國作家的創作尤愛“大部頭”，力爭“全景式”。從國家形象構建研究領域看，史詩所具有的客觀性與整體性的內在特質、崇高與宏偉的美學風格、民族性與人類性相融通的思想內涵都與國家形象“社會生活史”和“民族心靈史”的呈現方式實現了遇合，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手段。作家的史詩情結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國家形象的一種審美“共性”。

　　二是英雄情結與國家形象構建主體性特征的統一。國家形象構建的主體性特征是指國家形象的呈現需要富有責任意識的創作主體，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家形象的建構中來，以蘊含正能量的國家形象為表現內容，影響本國國民對“自我形象”的認知，發揮對自己國民的啟迪、凝聚、提升的作用，以實現文學藝術所特有的審美教育功能，同時也積極影響他國讀者對“他者形象”的構建，從而努力修復被歪曲、誤讀、妖魔化的中國形象。中國知識分子由來已久的社會責任感，反映在當代文學創作中則表征為英雄情結，英雄形象的塑造亦被當前的主流作家所鐘愛。時代需要英雄、人民也需要英雄，雖然近些年由于人們對“高大全”、“假大空”式英雄的厭棄，文學創作領域出現了非英雄化傾向，然而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長廊中英雄形象依然是國人心中最為深刻的形象記憶，如《歷史的天空》中的革命英雄，《喬廠長上任記》《燕趙悲歌》中的改革英雄，《抉擇》《至高利益》中的反腐英雄、《亮劍》中的另類英雄等等。英雄所具有的價值尺度，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時代精神的化身，具有超越性的品格，對國民有著引領、激勵與啟迪的作用。同時英雄也是展示時代風云、歷史變遷，為世界呈現新時期開放多元的中國形象的重要載體。因而，在英雄情結的影響下，作家以時代精神與主流價值為敘事起點，達到與國家形象構建主體性相一致的審美效果。

　　三是現實主義情結、人性深度與國家形象構建主體間性特點的統一。文學中國家形象的構建不取決于單一的主體性，而是取決于作家與讀者雙向的主體間性。國家形象構建的主體間性是指在國家形象的構建中要重視接受主體，要以更易于為本國讀者與他國讀者觀眾所理解和接受的內容、形式、策略來塑造自己的國家形象，最終形成構建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如果文學構建的國家形象“叫好不叫座”，接受范圍局限于評論家、文學研究者的狹小圈子，這種國家形象顯然是沒有價值的�，F實主義在中國具有悠久傳統，雖曾一度被懷疑與貶低，最終卻以獨特的文學生命力實現了回歸。作家心中也有著深厚的現實主義情結，這種現實主義情結尤其體現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由于現實主義文學特有的反映時代，貼近現實、客觀描寫等特征，易于被讀者認可與理解，促進了國家形象的接受。另外，中國文學一直以來都在深入探討如何“走出去”的問題，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標志，其作品所富有的人性深度成為莫言成功的重要原因，這種人性深度亦如阿來《塵埃落定》中的寓言性色彩。從國家形象傳播的角度看，中國當代作家所追求的這種人性深度具有“世界性”品格，成為與“他者”文化進行溝通的重要方式。中國當代文學就是以這種現實主義、人性深度與國家形象構建的主體間性特征實現了統一。

　　葉  煒：那么，您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家形象塑造上還存在哪些問題？

　　徐放鳴：回顧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國家形象呈現問題，我們也要正視存在的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形象構建的想象性與現實性失衡。反觀當下，部分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度與廣度明顯不夠，部分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存在的“閉門造車”、“技巧優先”等問題無疑拉大了想象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無法貼近讀者的生活實際。二是國家形象視域下的“形象批評”乏力。我們在關注文學呈現國家形象的創作主體、接受與傳播主體的同時，并未忽視文學批評這一要素，因為文學批評作為文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為突出的動力與紐帶作用，它既推動著文學創造，又影響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其作用發揮的程度影響著整個文學活動的實現。目前對于文學如何呈現國家形象的批評與研究顯然乏力，從國家形象構建的角度開展的“形象詩學”研究亟待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