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未來的可能性敞開——讀穆濤的散文(楊輝)

　　穆濤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懷、大堅持，卻好從小處命筆。若是一不留神，從小處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領。

　　他講信變、史官、樹和碑、道與德、敬與恥、代價與成本，以史實作參照，說“春秋”的含義，卻下潛著深度，有現實的關懷。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經據典，卻不死于言下，全因“讀史講致用，溫故為知新”�！皻v史原本已經死去了，只有讀活了才可能出新價值�！钡�能否讀活歷史，除學養外，還考校著讀者的識力。穆濤欣賞班固的“春秋”筆法，贊他寫劉邦出生的文字“真是從心所欲又不逾矩”，足為后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著史傳統。他強調歷史的醒世意義，不大贊同對待歷史的實用態度，把目光越過建立史館制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兩漢的史籍說“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無兼容并蓄的氣度，取精用弘的識力，還存著一份“經世致用”的心思，大約是不會如此著眼和落筆的。

　　稍和文學沾邊的學人讀《漢書》，用心多在《藝文志》。穆濤談《漢書》的告誡，卻從《食貨志》說起，他談漢文帝減免農業稅，說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背后均有時代的諸般事項作參照。褒貶之意與良苦用心，讀者不難辨明。不說藝文而談食貨，見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與濟世情懷。歐陽修說：“大抵文學止于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庇靡庖嘣诖颂�。穆濤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有“由‘陳’而生的機心”，他的“新思”不是引進的，如他強調賈平凹的小說筆法，需“用看‘國畫’的眼光去打量”，“他(賈平凹)擅用‘破筆散鋒’，大面積的團塊渲染，看似塞滿，其實有層次脈絡的聯系，且其中真氣淋漓而溫暖，又蒼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隱著的是中國的線條。他發展著傳統的‘大寫意’，看似一片亂攤派，去工整，細節也是含糊不可名狀的，整體上卻清晰峻拔”。熟悉賈平凹的讀者不難體味出，這是在說《秦腔》和《古爐》這樣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讀為穆濤的夫子自道。

　　穆濤反復講老規矩、講禮、講秩序、講文風的樸素、強調守文心之正與書寫清正之氣，便是要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恢復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下社會問題發言的能力。這是“返本”，但“返本”是為了“開新”。若將此說視為“守舊”或“文化守成”，便是低看了他。學界以“文化激進主義”的態度，將當年的“學衡派”諸公“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文化努力判定為“文化守成主義”，已足以說明此種思維的鄙陋。明眼人不可不察。

　　因此，要讀通穆濤的文字，頭腦便不能在近百年的知識氛圍中打轉，得做些現象學所謂的“懸置”的功夫，暫且懸置西學的傳統，還有“五四”一代知識人所開創的文化的現代性傳統。不是說這兩個傳統不好，只是說，文化的境界，其實還有另外的可能。還有從“中國之心”延伸出來的可能。這種可能根植于古典傳統的精魂和性靈。須得“沉潛往復，從容含玩”，還要有悟性，有器識，這是穆濤文章的絕妙處和顯眼處，我以為，也是他的得意處。

　　古之君子，明于禮儀而陋于知人心。這恐怕是對傳統文人最大的責難，也是今人讀書為文需倍加小心的重要問題。穆濤寫世態，寫人情，指陳弊病，縱說古今，不乏誅心之論，便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做底子。他強調“文章當合時宜而著”，并進一步指出“合時宜，是切合社會進程的大節奏，而不是一時的節拍或鼓點。寫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著，看出事態的焦點所在，看出社會的趨勢之變。文章一旦失去時代與社會的實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庇羞@般識見，文章自然不著一字空。他說：“我們中國以前自詡為‘禮儀之邦’，這話沒錯，因為規矩具體，禮數清晰。后來對禮失敬，諸多規矩被當成‘四舊’砸個稀巴爛，大的規矩失于朝野，擺不上臺面的潛規則就冒出來了�！闭f的是舊人舊事，但出發點和落腳點，全在當下，借古喻今或以今說古，是讀史的緊要處。西人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泵髦堑难酃�，是能勘破世間幽微，洞悉世道人心眾生萬象，由此生出的境界與情懷，是有根基的。穆濤的筆法，深得歷代筆記野史叢談用思運筆之妙。前人筆記野史中，存著中國好文字的魅力，也容易培養出文人的“隱逸”情懷，但穆濤的文字，境界是“上出”的，字句卻落在實處，有煙火氣和人生的況味。

　　穆濤看重古人的規矩，強調“我們已經到了思考正常國家狀態下文學創作標準的時候了”，要有“中國制造”，走出百年以來國人于西學的“學徒”心態，尋回文化自信。大約要取“返轉回復”之意，做些“返本開新”的工作。雖說是“先前的風氣”，焉知不是向未來的可能性的敞開。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西安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