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從成長周期看,批評家的成長比之作家相對遲緩,當“80后”借助“新概念”崛起時,批評家還在學校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2013年,或是“80后”批評家元年。這年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館客座研究員第二批啟動,金理、黃平、何同彬、劉濤、傅逸塵等“80后”批評家入“座”(楊慶祥第一批入選);這年5月,中國作協舉辦“青年創作系列研討·‘80后’ 批評家研討會”,是首次高級別的針對“80后”批評家的研討會;云南人民出版社也首開先河地推出《“80后”批評家文叢》……
《文學報》自今年2月起開設“槍和玫瑰·聚焦80后批評家”,邀請“80后”批評家來評論自己同代的批評家,是首創,亦是為“80后”批評家的成長提供話語平臺的用心之舉。唯愿通過此專欄,在外部為“80后”批評家的成長提供幫助。我們更深的愿望是,由“外部”推動“內部”,若此,功莫大焉。
曾幾何時,文學批評家李敬澤無意中看到一篇《路遙的自我意識與寫作姿態》,不覺感慨:“這才是真正的學院派批評!”隨后在一次會議上兩人相識,當文弱秀氣的楊慶祥出現在李敬澤面前時,李敬澤甚是吃驚:“慶祥,看你文章的氣勢,你該是個彪形大漢,沒想到是這樣子!”
楊慶祥,正版“80后”,生于盛產批評家和詩人、文脈之氣繁盛的安徽。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人大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首批唯一的“80后”批評家,出版專著、詩集、選編文集八種,可謂成果豐碩。其實,楊慶祥詩人之名早于批評家之名,但批評之名太盛,掩蓋了詩人之象。楊慶祥的批評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塊,一是純粹學院意義上的歷史研究,主要以1980年代文學為中心輻射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二是現場意義上的文學/文化批評,主要批評對象是當下最新的文學和文化現象。近年對新世紀以來的文學關注頗多;三是詩歌研究,楊慶祥自11歲寫詩,對當代詩歌創作較為熟悉,其碩士論文就是研究第三代詩歌。當然若做延伸,將批評實踐算為批評理念的具體化,那就有第四塊,即直接介入當下的文學生產和評論。楊慶祥自2013年起以人大為主體,聯合北大、北師大的在讀碩士、博士以及在評論界有影響的年輕批評家、作家構建起了“聯合文學課堂”!罢n堂”主要研讀當下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目的是關注當下寫作,建構有效閱讀,在業內影響甚大。
從楊慶祥的學術之路看,他總是獨具洞眼,也一直是在做更具批評深度的“人”的批評。尤其是2013年發表在《今天》雜志“秋季號”上的《“80后”,怎么辦?》,把自己的生命狀態,寫進了文學、文化的思考里面。他以為,當代文學批評之所以立不起來,核心問題是,批評沒有去主動地發現有獨立人格和有獨立精神指向的作家。楊慶祥作為年輕的批評家,能迅速在文壇崛起,根本的,我以為還是他能夠更為切實深入地關注人,將自己的生命的實感,融入到了對文學的理解。
現實狀態:“進城”的震撼
2004年9月,楊慶祥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讀研,剛入北京,就為帝都的莊嚴、遼闊所深深震撼。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現代性體驗。這讓他開始對自己的身份、代際等,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斑M城”構成了一種現代的“震驚”體驗,這種體驗不僅僅是城市的物質繁榮,而是這種物質化背后的人與人的“區隔”。楊慶祥發出了“我和你們生活得如此不同”的感慨。在巨大的現實和人生的分化面前,楊慶祥自覺將自己劃入了“失敗者”的行列。
在人大六年間,楊慶祥的“失敗者”定位,或許更多地還是自我意識層面。直到2009年博士畢業留校任教,失去學院“庇護”的楊慶祥,在物質條件上真切地感受到了失敗者的日常經驗。從2009年7月博士畢業至2011年2月,在短短18個月的時間內,楊慶祥被迫換了3次房,不僅租金昂貴,而且居住條件極差。楊慶祥詳細寫了第二次租住房屋的情況———“大約12平方米,沒有廚房,但有單獨的洗澡間和衛生間,月租1000元!薄安坏貌磺笾谘壅趾腿ピ胍舳,把自己嚴嚴實實地與外界隔離起來,成為我每天晚上的必備功課!币磺懈惺芏荚从谧约旱纳,有血肉體驗的生活。
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是依據自己的生活實感和直接體驗寫成的接地大作。他的學術研究,也是有血肉的,和“人”的生命連在一起。在“50后”、“60后”作家那里,我們很少看到作家的眼淚,作家的情緒,作家的尷尬,在楊慶祥這里,我們看到他最最真實的生活。顧隨說,中國文學缺少“生的色彩”。楊慶祥的文章如此有力,就是因為他寫出了自己“生的色彩”。
精神狀態:理性與敏感并存
楊慶祥大學本科階段,沉浸在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叔本華的《作為表象與意志的世界》 等西方哲學之中,文學書籍也主要以西方為主,沉迷卡夫卡、?思{、博爾赫斯、波德萊爾、昆德拉等大師作品。2004年到程光煒門下,開始嚴格的學術訓練。閱讀也開始面寬且雜,但內在卻形成了巨大的張力,促使他思考自身、思考社會現實并為自己的學術構建尋找出路。從楊慶祥的文章和與他的交談中,還總是出現一個人———李陀。這種“30后”(李陀生于1939年)和“80后”之間的隔代文脈傳承,在當下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尤為難能可貴。
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時,楊慶祥比較客觀理性,是以“知識考古”的方式,通過嚴密的實證分析,從經典著作、文學期刊、各種思潮和時間中,走進八十年代。他的理性還表現在他對同代人寫作的鼓勵和警惕上。面對文壇一窩蜂地頌揚“80后寫作”,楊慶祥沒有盲從。他認為,不能夸大“80后寫作”“承前啟后”的功能,相對于前面幾代人,“80后”并無任何“優先權”,它所處的歷史坐標不應該被預設,恰好是它必須通過有效的寫作為自己構建確實的歷史坐標,否則它將會像歷史上曾經的“流行文學”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深淵里無聲無息。
在詩歌里,慶祥精神上的敏感與激情和現實中的尷尬與浪漫,以及迷茫,對生命的質問等,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的詩歌形式獨特,善于通過隱秘的物象表達復雜的現代經驗,但同時又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和批判性,比如他那首在網絡上流傳的《與祖國書》:
現在。停下來。
地鐵停下來?纯闯鞘械暮诙。
下水道停下來。吞咽過剩的食物。
路旁的孤兒,也停下來,
想得到本屬于他的一口。
停下來,行色匆匆的人群。
看看自己的貧窮和屈辱
無休無止的貧窮和屈辱
被欺騙的人生,被羞恥釘上的愛
還有被污染的一切啊。求你停下來。
現在。
讓山河看見
自己的破碎。讓河山放聲大哭吧
請你們抱緊我們。
抱緊西藏和新疆
抱緊破碎的土和破碎的心
啊,愛人
讓我們在破碎和哭泣中
忍受這不能愛的日子吧
文學狀態:回到歷史現場
楊慶祥對當下文學的批評,很多時候聚焦于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復雜辯證關系。他認為“80后”缺乏歷史感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我們成長期(1980-2009年),實際上是中國變化最激烈的一段時期,而我們的歷史教育并沒有及時回應這些問題,我們的歷史教育缺乏現場感。第二,從個人而言,在20歲前,基本上遠離歷史現場。在楊慶祥看來,不同的經驗會催生出不同的歷史意識。而這種歷史意識的呈現,需要契機,需要不同元素的激烈碰撞。從這個意義上說,或許“80后”這一代人,并不是缺少歷史感的一代,而是缺少這種契機,缺少意識到這種契機的意識。楊慶祥由此羨慕“50后”,覺得“50后”參與了歷史的建構。
在楊慶祥看來,“80后”和歷史之間可能是相互的張望———歷史的張望———摸不到對方,不知對方是干嗎的,互相調情,都觸摸不到對方!80后”的成長中,歷史是歷史,生活是生活,兩者沒有互動。依據楊慶祥的劃分,“80后”被定為“小資產階級”。但對這種小資產階級,楊慶祥是持續批判的。在楊慶祥諸多文章中,經常出現“小資產階級寫作”、“泛小資產階級化”以及“偽中產階級寫作”這些概念。在楊慶祥看來,小資產階級是“80后”的救命稻草,但在世界資本和官僚權貴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只有“失敗”的道路可選擇。在張悅然的《家》里,楊慶祥敏銳地發現了張悅然筆下的裘洛和井宇作為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幻滅和新生。通過對北島《波動》的分析,楊慶祥認為,肖凌所代表的小資時代已經死去了,但我們真正渴望的小資時代并沒有如期來臨。也許只有再經過一個死去了的小資時代,歷史才會在反復中呈現新的轉機。
那么,“80后”要如何抵抗歷史虛無主義,重構自己的歷史主體呢?針對韓寒以文學的方式抵抗,楊慶祥卻認為,韓寒的抵抗是無效的,是假面的抵抗。在楊慶祥看來,韓寒是在反對體制和不公,但實際上他只是在和體制“調情”,在“不能說”和“能說”之間找到一條安全道路,沒有真正的抵抗。
在今天這樣一個“難以找到革命的合法性的理論資源”,無法說服更多人的前提下,什么樣的抵抗才是真實的、有力的抵抗呢?楊慶祥給出的答案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白日夢中醒來,超越一己的失敗感,重新回到歷史的現場,不僅僅是講述和寫作,同時也把講述和寫作轉化為現實的社會實踐,唯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階級,矯正自己的歷史位置,在無路之處找出一條路來。
楊慶祥的文學狀態,還有其重要的一塊,那就是對當下寫作和批評標準的構建。在楊慶祥看來,中國當下的文學寫作,尤其是小說的寫作,恰好不關心當下生活。針對當下批評亂象,楊慶祥提出,要建立根本的評價標準,即作品是否真實地反映和書寫了其時其地的“個人”和“人性”,這才是評價中國當代文學應該秉持的根本標準。
從楊慶祥的評價標準看,有兩點特別有價值,一是楊慶祥對現當代寫作者喜歡不斷地制造歷史從“當下”開始,不斷制造斷裂后的新起點的宿命修辭策略持否定態度。這體現了楊慶祥的歷史觀和評價觀,也是楊慶祥在以文學批評的方式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有效抵抗。二是楊慶祥一直關注的是人,“個人”“人性”,這恰恰是當代文學批評的缺失,楊慶祥的批評之所以有效,就是因為他自始至終堅持著對人的關注和挖掘。
楊慶祥的復雜面向非一文難以窮盡,2014年10月底,我曾到北京參加過一次他主持的“聯合文學課堂”,親自感受了他的出色,他的氣場。他確是我們這一代人中最有實力、也最能代表我們這一代人的青年批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