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詩人：既是“獸”更是“鷹”(羅振亞)

　　有人對2008年、2011年的打工詩歌做過統計，發現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是故鄉、眼淚、疼痛、畏懼和愛，這個結果實際上指認了一個事實，草根詩歌基本不去觸碰過于隔膜的抽象、絕對之“在”，而多肇始于創作主體的切身感受和原初經驗，濃縮著鄉土中國都市化進程中底層生命的身份困惑和精神顫動，是從詩人的日常生活乃至靈魂深處直接生長出來的，所以常情真意切，元氣淋漓。如老井的《廉租房》乃煤礦工人困窘生存狀態與內心焦慮的自我表述，上漲的房價令“女友美麗的臉在一夜間變成荒原”，“父母濕潤的笑容里/摻上水銀和黃連”，怪誕絕望的念頭直抵礦工靈魂疼痛的真相，酸楚和艱辛更不待言。田暖的《父親的井》則在測試著鄉愁的深度，虔誠與希望交織的心理波動被寫得質感鮮活，那種生動、逼真、細致的描繪與恢復本身，就昭示出詩人對故鄉的無限摯愛。張二棍的《此時》對人生究竟的探詢有思之意味，入斂師、鐘表匠、醫生、啞巴和“我”所有人的“修改”努力，都徒勞又無意義，因為他們在“修改”世界的同時也被世界“修改”著，在神的手中，人不過是“布偶”而已。詩人的揭示雖透著徹骨的悲涼，卻也接近了生命的部分本質，作者如果沒有在苦難、無奈和絕望之“�！敝薪�泡過，絕對寫不出如此宿命的詩句。草根詩歌來自一個個獨立的“小人物”，但它們拼貼、聚合在一處，通向了人類深層的共性情感和經驗，折射著一個“大時代”的精神面影。詩的現場感、生命的痛楚與酸澀，會讓讀者在閱讀中被猝不及防地擊中，生出縷縷緊張、悲憫與疼痛，無疑也拉近了詩和現實的關系。

　　草根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謂一種不化妝的詩歌。雖然它不絕對地排斥意象、象征等現代技巧，但它們仍在直接抒情的整體籠罩之下。認為生活遠比詩歌重要的草根詩人們，一般不拐彎抹角、矯揉造作，有時甚至舍棄了形容詞與修飾語的枝蔓，只剩下靈魂內涵的樹干，本色質樸卻又強悍地直指人心。如郭金牛的《紙上還鄉》對打工者生活、心理面貌的復現，無任何修辭包裝，思緒、語匯急驟相間的跳躍，筆直前沖的情緒取向裹挾的震撼力，令人無法回避。梁書正的《無非》更啟用了直指式的句子結構，“無非是拖兒帶女，背井離鄉/無非是帶上年邁的老爸，跟我漂泊/無非把一張火車票，當絕命書……”11個“無非”同結尾“還有什么要緊”的重復搭配，造成一種飛流直下的情緒動勢，把抒情主人公身處困境卻從容面對、以退為進的堅韌內心傳達得遒勁有力。

　　對凌空蹈虛抒情路線的規避和對日常生活情境與經驗的俯就，使草根詩歌比一般詩歌更關注對話、細節、事件、過程、場景等因素，與直接抒情并舉，將敘述作為建立、改變詩和世界關系的基本手段，釀就了一種敘事詩學。如陳亮的《春天里》對父親的肯認，就是通過一系列細節、片段、畫面的串聯完成的，詩歌觸摸到了鄉土、農人的體溫、氣息和無可抗拒的悲涼命運旋律。草根詩歌向敘事性文學的技巧擴張，因為有情緒壓著陣腳，仍是詩性敘事，它既使文本空間里人間煙火氣十足，也緩解了詩歌文體的內部壓力，提高了詩人處理復雜事物的表現能力。

　　詩歌的讀者看厭了那些不痛不癢、不瘟不火的作品，草根詩歌來自生活、生命的原生情感經驗和質樸強烈的表達狀態，使其在詩壇產生了廣泛影響，讓“好詩在民間”不再僅僅是一種虛妄的口號。同時，草根詩歌引發出人們的一系列思考：好詩的標準到底是什么？精致圓熟但無沖擊力的詩和雖有缺陷卻生氣四溢的詩哪個更值得褒揚？詩歌寫作是否還需要學養的支撐？

　　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必須引起注意。大多數草根詩人還是沉默的存在，被認可的草根詩人也面臨著需要警惕的隱蔽的陷阱。草根詩歌為底層立言，為天地寫心，但一些作品尚停留在直面現實、敘述苦難的“斷指”階段，缺乏一種必要的超越意識，沒有接通更為博大、智慧的精神情懷，上升到現實審美的層次。此外，在草根詩歌中誤把真情實感流露當做最高旨歸、將詩降格為無難度寫作的傾向非常嚴重，很多詩人手法單調滯后，泥實有余，靈動不足，不但滿足不了當下繁復、微妙靈魂世界傳達的需要，也耐不住咀嚼，藝術水準亟需提升。成熟的詩人要和審美對象若即若離，既能做匍匐于對象土地上的“獸”，更該做棲息于對象土地又能超越土地、盤翔于天空的“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