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自草根，未必不可長成大樹

　　草根詩人現象觀察：

　　生自草根，未必不可長成大樹

　　——李敬澤、吳思敬、林莽、張清華、羅振亞、霍俊明等談“余秀華現象”及其延伸思考 

　　許立志跳樓了，他的《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讓我們看到對于打工者而言，月亮并不總是溫柔和美的；余秀華一夜爆紅，持續升溫， 《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中有一個腦癱農婦對愛情的濃烈渴望；“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上，工人朗誦自己的詩篇，又很快引起眾多關注；此外，民間涌現的詩人還有很多，做過快遞員的秦興威，在私企打工的小西，理發師紅蓮，煤礦工人老井……一夜之間，詩歌好像是突然從自得其樂的某個角落，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了新媒體時代的舞臺，迎來了新生態。詩歌界及時發聲，沈浩波、沈睿、臧棣的評論一出即招致更大范圍的討論，一場眾多名家參與的“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也迅速召開，對許立志現象、余秀華現象等做出總結與反思，在爭議中推動對詩歌的認知走向成熟。

　　草根詩人的標簽，留還是不留？

　　上帝讀詩，一定是將詩和人一起考量的，是體恤的，而不是教條的理解。標簽表達一種敬意。

　　假如沒有加上“腦癱詩人” 、“農民詩人”的字樣，她們或他們的詩，還會不會引起這么大的反響？畢竟，寫詩的人那么多，而這也并不是一個適合讀詩的時代。但是假如他們的詩寫得沒有飽滿的感情與語言上的詩意，也許也不會感動讀者并流傳開來。是這些身份更重要，還是詩更重要，抑或兩者不可分割？

　　農民、工人、底層，等等，加在詩人之上的這些標簽，可以用一個詞統稱，即草根。這也是一個引發過爭議的名字。正如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敬澤所說，草根詩人的稱謂并不恰切，我們面臨著命名的困難。李敬澤關注過余秀華，關注過許立志，也注意到了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在他看來，這些作者不是一夜之間一下子冒出來的，很多作者已經寫了很長時間，而遠在此之前，以珠三角為主體的打工詩歌寫作已經經歷了很長時間的醞釀和發展過程�！巴馊丝吹降�，可能是云端上露出來的這樣一小塊，實際上在云端和海平面之下，已經有很大很大一塊。 ”

　　在中國2900多個縣城里，有三億左右的工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眾的“非專業”詩歌寫作群體，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霍俊明指出，“他們直接以詩歌和生命體驗對話，有痛感、真實、具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命運之詩’ 。 ”但是這種寫作也有局限，一不小心就會淪為“記錄表皮疼痛的日記” 。他認為，余秀華、許立志等草根詩人在傳播中反復被強調的并非詩歌本身，而更多是詩人身份、苦難命運以及底層的生存現狀。實際上這也沒錯，為什么詩歌不能寫作苦難？為什么打工者不能用文學為自己代言？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身份與相應的生活經驗需要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詩歌，而不只是成為社會學和新聞學意義上的噱頭。艾略特做過銀行職員，沒有人說他是銀行職員詩人；布羅茨基曾干過火車司爐工、鈑金工、醫院停尸房臨時工、地質勘探隊勤雜工，但是誰又把布羅茨基稱為工人詩人呢？放眼西方和中國的文學史，從來沒有哪個詩人因社會身份的放大而成為經典詩人。

　　古人講知人論世，欲知詩作必先知詩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的“上帝詩學”與此不謀而合，他猜想，上帝讀詩，一定是將詩和人一起考量的，是體恤的，而不是教條的理解，因為他是上帝。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彭學明則坦言：“對余秀華身份的強調，表達的是一種對她腦癱詩人身份的敬佩，也是對她的詩歌精神的敬重。 ”她就是腦癱，沒必要回避這個身份，余秀華的生活那么艱難，身體那么不好，還能寫出這么好的詩，“一個腦癱詩人能夠寫出我們一般常人都寫不出的詩，我們有什么理由不佩服、不敬重、不喝彩呢？ ”

　　他們的詩是不化妝的詩，是靈魂的歌唱

　　精致圓熟但無沖擊力的詩，和雖有缺陷卻生氣四溢的詩哪個更值得褒揚？詩歌是否還需要學養的支撐？

　　人們為什么喜歡余秀華的詩歌？也許讀者在她的詩中發現了在當下詩歌中未曾找到的某些特質。彭學明指出，當下詩歌很多除了回車鍵，就是玩技巧，花太多力氣在外觀美容上，以為自己搭的是金字塔，殊不知是一個一推就倒的積木，而詩歌最本質的靈魂——真情與實感卻被遠遠拋棄了，無情無義無病呻吟，無血無肉無關痛癢。而余秀華、許立志、田暖、張二棍等眾多草根詩人的詩，卻是來自靈魂的歌唱，真誠產生高貴，真實產生力量，這也正是當下詩歌中所欠缺的。

　　生自草根，未必不可成長為大樹。很多人懷有成見，先入為主地認為草根詩歌是對現實疼痛的吶喊，藝術上粗糙而欠打磨。其實不然。張清華認為，“有假詩文，無假山歌” ，老百姓沒必要作假，民間寫作的價值就在于真，一經包裝就會失去它的本質。而且草根美學中有一種泛反諷性，他們不會像一些專業詩人一樣端著架子抒情，而是或顯或隱地淡淡地故意輕松地略顯詼諧地表達，使得那些猛烈的情感容易接受并感動人。在詩人林莽看來，正因為生自草根，所以他們的詩“字里行間散發著泥土和青草的氣息，可以聞到茶葉的清香，嗅到新的木材的味道” ，從他們的詩中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率真和心靈的鮮活與坦誠，有著那種生命最需要的同情、憐憫與愛。

　　草根寫作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化妝的詩歌。南開大學教授羅振亞強調，草根詩歌一般不拐彎抹角、矯揉造作，有時甚至舍棄了形容詞與修飾語的枝蔓，只剩下靈魂內涵的樹干，本色質樸卻又強悍地直指人心。同時，對凌空蹈虛抒情路線的規避，和對日常生活情境與經驗的俯就，使草根詩歌在無意間比一般詩歌更關注對話、細節、事件、過程、場景等因素，與直接抒情并舉，將敘述作為建立、改變詩和世界關系的基本手段，釀就了一種敘事詩學。草根詩歌來自一個個獨立的“小人物” ，但它們拼貼、聚合在一處，卻通向了人類深層的共性情感和經驗，折射著一個“大時代”的精神面影。這也引發人們思考：好詩的標準到底是什么？精致圓熟但無沖擊力的詩，和雖有缺陷卻生氣四溢的詩哪個更值得褒揚？既然寫詩水平的高下和學歷之間沒必然聯系，那么詩歌是否還需要學養的支撐？

　　不過，羅振亞也指出，草根詩歌大多還停留在敘述苦難的階段，缺乏必要的超越意識與更為博大的精神情懷，未上升到現實審美層面，而且誤把真情實感流露當作最高旨歸，將詩降格為無難度寫作的傾向也非常嚴重。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吳思敬也強調，“底層不是標簽，‘草根詩人’也不是桂冠” ，底層寫作不應只是一種生存的吁求，應該遵循詩的美學原則，用美的規律去造型，達到真善美的統一，這才是草根詩人畢生值得追求的，也是他們如流星般一閃而過，還是能在詩人的紀念碑上鐫刻上自己名字的區別所在。

　　世界報我以痛，我還世界以歌的愛

　　底層寫作值得我們大呼小叫，因為人民實在是太苦了！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來，文學算什么？ ！

　　“詩不是天使的棲身之所” ，“詩是苦難的編年史。 ”德國詩人麥克爾曾這樣說。吳思敬指出，詩但凡流傳的都不是為統治者歌舞升平的，而恰恰是與底層人民息息相關的，底層總是與苦難相伴，而苦難則往往孕育著偉大的詩篇。詩歌是草根詩人獲取精神自由的一種寄托，是實現靈魂自我拯救的一種手段，一如詩人劉年所寫：“因為寫詩，我內心里有了痛處，有了軟處，有了底線。 ”詩歌給了他們放飛理想的另一個世界，讓他們找到生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氣。

　　草根詩人生活于苦難之中，卻并未夸大生活的困境和磨難，作品中的情感也并非除了苦就是痛。彭學明強調，在他們的詩里，我們聽到了他們對故鄉和親人、對生活和世界的深情歌唱�！八麄兊那楦斜磉_，不是以痛制痛的表達，而是世界報我以痛，我還世界以歌的愛。 ”如余秀華的詩《我愛你》 ：“巴巴地活著，每天打水，煮飯，按時吃藥/陽光好的時候就把自己放進去，像放一塊陳皮。 ”生病吃藥的過程在她的筆下如此優雅妙曼。張二棍的詩《有間小屋》 ：“要掃盡門前雪/灑下半碗米/要把煙囪修的高一點/要一群好客的麻雀/領回一個臘月趕路的窮人/要他暖一暖，再上路。 ”屋小而詩人內心明亮。河北作協副主席大解指出，草根詩人的共同特點是把現實融于個人的生命體驗之中，拒絕高蹈和空泛，身在底層卻不媚俗，以緊貼地氣的、血肉鮮活的詩歌作品，表達他們的切身感受和命運遭際，或悲憫，或深沉，或靈動，都帶著他們的體溫和氣息。

　　“余秀華、許立志們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扇窗子，也打開了他們的心門、心靈通道。 ”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何向陽認為，一個農民、一個理發師、一個民警的日常生活與內心世界，原來可能都是被屏蔽和被忽略掉的，我們經�？吹降闹皇撬麄兊纳矸�，而在詩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農婦深入骨髓的愛情，看到一個殘缺不全的人，她旺盛而堅韌的生命觀，這些東西令人感動。

　　“底層寫作值得我們大呼小叫，因為人民實在是太苦了！ ”張清華說，關于底層寫作的倫理問題已經討論了十年了，底層人民不會輕易寫作，終于寫作了，文學本身的成績如何算不上一回事，“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來，文學算什么？ ！別計較人家寫得怎樣，你寫得美，能給人家一點點公平嗎？ ”比如余秀華的詩，張清華認為沒必要拿來跟專業詩人的詩比，“她寫得還是不錯的，有質感，有痛感，有一點專業性，這就足夠了” ，甚至這些詩比專業詩人的詩更重要，不一定是最好的詩歌，但它們帶有我們這個時代的痕跡，“做年選時我要多多選她的作品” 。

　　新詩的原罪與詩人的高傲

　　人們已經習慣“詩歌”與“大眾”的疏離。詩人寧愿自己的詩歌被十個人喜歡，卻恥于被十萬個人喜歡。

　　余秀華不是最早的草根詩人。最早的草根詩人大概要追溯到詩的源頭《詩經》了， 《詩經》中大多數都是民歌，作者也多是無名的草根一族。而最早被稱為“草根詩人”的，有楊鍵、雷平陽、江非等人，后來又將所謂“打工詩人”如鄭小瓊、謝湘南等納入，如今又有余秀華、郭金牛、許立志等人的出現。

　　馮夢龍曾說，“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并稱風雅” 。張清華分析指出，中國詩歌傳統中詩歷來分風、雅兩類，作者也分為兩種身份，一個是文人，一個是人民，文人當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們寫作的專業性和個人性，常被看作是一個單獨的群體。作為沉默的大多數，人民無需寫作，現代以來民歌一直處于被壓抑的狀態，“雖然我們口口聲聲說貼近群眾、貼近現實，人民一旦寫作，就會有人感到驚詫受不了，最近媒體的密切關注，也正是由于對人民寫作的不習慣。 ”霍俊明也指出，詩歌常常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受到無端取笑和指責，引起一場場集體狂歡，這就是新詩的“原罪”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詩歌”與“大眾”之間平行或天然疏離的關系，一旦與“大眾”發生關聯往往就是作為噱頭、娛樂事件。

　　在余秀華之前，網絡上也有對于詩歌的關注和炒作，比如周嘯天，比如“烏青體” 、“梨花體” 。吳思敬指出，之前大多是偏于負面的，在一輪輪的炒作中當代詩歌的核心價值被解構，成為娛樂和笑料。而余秀華現象則不同，更多地體現了網絡的正能量，反映了網民對當代詩歌的理解正在深入。

　　自媒體時代，詩歌的隱憂當然存在�；艨∶鞑痪们白隽艘粋�實驗，在他的微信公眾號“老霍導讀課”中，專門把余秀華放在系列詩人之間，其他最多的閱讀量不超過1000，而余秀華的閱讀量瞬間就達到了5000�！坝上露�上”詩歌的傳播范圍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但自媒體關注更多的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而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吸引眼球的社會事件�！按蟊姾妥悦襟w對詩歌的形態構成了一種虛構或者修辭，有時候并不真實” ，一定程度上時代和大眾需要什么樣的詩人，就有什么樣的詩人會被“塑造”出來，與之相對的則是那些常年默默寫作的詩人仍然處于被公眾和社會認知的“黑暗期” 。

　　但另一方面來說，如《詩刊》副主編李少君所言，“天賦詩權，草根發聲” ，全民寫詩，自媒體帶來了詩歌的新生態，給了民間詩人更多的機會，也使專業詩人不斷反思。李敬澤指出了新詩的精英式的高傲，我們談論詩歌時，鮮有不談論身份的，哪怕最反感談身份的人，實際上都充滿一種強烈的身份自覺，只不過大多是以知識分子自居，“我是知識分子，我是非常高大上的” 。他也指出，我們的詩歌一方面在自身評價標準及一系列詩學基本問題上嚴重缺乏共識，同時在某一點上又有著高度共識，即堅定地認為我們的新詩是精英的事業，堅定地有一種恥感，恥于或者羞于我的詩不是被十個人喜歡，而是被十萬個人喜歡，覺得那樣就不高大上了。這樣的習慣在今天這個時代也在經受著一次次沖擊，詩人需要直面。

　　“作為理論家，作為詩人，過去沒有自媒體生態時，對話的主動權還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想對話就對話，不想對話就不對話，但現在對話議程甚至議題，對話在何時何地發生，對話和爭辯怎么發生，常常不是我們自己能夠確定的，我們有必要嚴肅面對和回應這樣一個生態。 ”在自媒體下詩歌的新生態中，詩人不敢亂說亂動，人民群眾越來越敢亂說亂動，李敬澤覺得這是大好事，而且亂說亂動的不是一般的人民群眾，而是公眾中一大批有相當文化素養、知識準備和藝術準備的人，“如果我們的詩歌連他們的意見和感受都要說你們不專業，你們不行，那我真的不知道我們的詩歌要把腳落到哪里去。 ”

　　相關鏈接

　　2014年9月， 《詩刊》推出余秀華組詩；

　　11月，《詩刊》在其微信公眾號再次推薦余秀華的詩，引起社會關注；

　　2015年1月，沈睿發出評論，稱余秀華為“中國的艾米莉·狄金森” ，此后其文章標題被改為《余秀華：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并被廣為轉載。沈浩波發文《談談余秀華的詩歌以及大眾閱讀口味》 ，引起“二沈”之爭。眾多業界詩人評論家展開進一步討論；

　　隨后，余秀華兩部詩集《月光落在左手上》 《搖搖晃晃的人間》出版，印數和銷量遠超當前的專業詩人；

　　2月9日，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詩刊社、文藝報社主辦“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李敬澤、吳思敬、梁鴻鷹、商震、何向陽、彭學明、李少君、林莽、張清華、霍俊明、羅振亞、大解、李云雷、饒翔、張杭、李壯、嚴彬等二十余位詩人、評論家與會，結合余秀華等十五位草根詩人的作品，對“草根詩人”的發展做出總體探討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