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黃鐘大呂寫城市的密林小徑(申霞艷)

　　沒有哪一位作家像鄧一光這樣坦白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深情——他將這座城市的名字赫然置于小說標題：《深圳藍》、《深圳細節》、《深圳在北緯22°27-22°52》，新小說集也以此命名……此外，他還將紅樹林、市民中心、歡樂海岸、萬象城等標志性地名一一嵌進標題中，要將這座城市化成自己作品的骨肉、血液。相同的敘事空間里上演著大寫程度不同的故事，但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物質外殼，我們能觸摸到這座城市柔軟而靈性的精神。這座嶄新的城市，它究竟包蘊著新移民何種想象和異鄉人的哪些情感？鄧一光說：“是我對深圳生活的個人體驗，它們會帶有我對這座城市的漸趨認知，這些認知會隨著我在這座城市的浸入和寫作的落地生根發生變化，可以看作我個人的城市認知史�！彼�沐浴著深圳的陽光和充滿活力的空氣，并將這勃勃的生機幻化為可觸可感的小說。

　　歷史深度本是“50后”小說的強項，光憑20世紀前半頁跌宕起伏的民族國家大歷史就夠了，這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寫作泉源，夠大家揮霍半輩子的。和其他保持強勁影響力的“50后”作家們對大歷史的癡迷不一樣，近幾年，鄧一光頻頻發表于《人民文學》等期刊的中、短篇顯示了他有意識的某種轉向，他放棄黃鐘大呂的歷史抒寫，調轉筆鋒直書當下的密林小徑，寫身邊這座謎一樣的城市，寫問題少女，寫花草蟲魚，寫情感困惑，寫婚姻難題，寫事業瓶頸，都是切實的生活經驗……在《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中，他大量使用了“親”、“腐女”、“蕾絲邊”之類的網絡詞匯，他由語言建立自己的時代觸覺；在《深圳藍》中，他讓男、女主角玩起了網絡游戲，將情感寄托在虛擬的世界，誰又能說清楚網絡的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誰更真實？與網絡保持深度接觸是一種姿態，政治話語謂之與時俱進，對作家來說是體驗生活的結果。鄧一光一手寫小說，一手寫劇本，這都反映了作家自身的觀念，他并不歧視劇本、網絡，而是盡可能地拓展自身經驗的邊界，利用新技術為豐富自己的寫作服務，更貼切的說法也許是保持青春的心理年齡，與身邊的城市戀愛。

　　社會底層的故事正隨著城中村的外遷而慢慢逸出我們的想象，迫切需要新的敘述方式來恢復其活力，使城市文學具有鄉土文學所不曾擁有的新的敘述向度和現代氣質。如果說鄉土文學與熟人社會的溫情、忠孝仁義等傳統價值息息相關的話，城市文學應該與文明、民主、秩序、富足等現代價值緊密相連。

　　《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模仿了歐·亨利的經典短篇《麥琪的禮物》的基本結構：男女主人為了滿足對方的心愿使各自的愿望均落空，通過意愿落空去傳遞比物質滿足更深沉的愛意。在這里，禮物被換成了工作，我們知道，禮物是古代社會的一種交換形式，但對于夫妻來說仍是奢侈品，而工作是生活必需品，是在城市生活。他們不需要禮物，他們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就叫著他和她，沒有特點的名字。這樣一對沒有名字的男女卻是這個城市的常態。跳舞，作為一種現代的社交方式，作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它經常出現在鄧一光筆下，成為男女主人公沖突的一個具體細節，也由此延伸到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跳舞既可以健身，也可以交流情感，產生身份認同，但在龍華廣場，在這種工廠密集的區域，跳舞還可以是一種反抗方式，一種表達自由和權力的方式。前現代社會，男性對妻子(女朋友)的身體有絕對的支配權，這種權力感流淌在鄉村男性血液中，而跳舞隱含的身體接觸卻意味著某種無聲的挑戰。男主人公對女主人公跳舞規定的兩個原則建立在一個假想的夫妻關系的基礎上，事實上他并不擁有這種權力。小說選了一個細小的切口，卻曲徑通幽地深入到精神深處的創傷。他們愛著，非常艱難。他們的愛情既得小心翼翼地與謀生聯系在一起，還要與現代城市、前現代的鄉村觀念發生沖突。城市的發展、城市生活的流動給外來人員帶來了多重挑戰，從生活方式到思想觀念各個方面。

　　在《深圳藍》中，鄧一光將都市生活的中年危機與他一直關注的問題少女結合。小說以臺風“貝碧嘉”開始，命運的臺風正在無情地刮進男主角戴有高的人生。比他問題更多的少女呂東東卻生硬地闖入他的生活，她就住在他宿舍上面，她無法控制自己腦袋抽風，居然往公共Q群里發驚悚圖片，完全是損人不利己。戴有高和呂東東都有那么一點點不正常，然而這種不正常就像一場未及預報的臺風，時常會在這座海邊城市一掃而過。小說并沒有出示廉價的溫情，而是將我們帶進風暴中心，讓我們自己體驗生活常有的懸而未決的狀態。

　　在《深圳在北緯22°27-22°52》中，鄧一光嘗試將城市生活與他熟悉的草原結合起來，草原變成了夢幻的空間。小說講述一對中產階級夫妻的生活：丈夫是監理工程師，妻子是瑜伽教練。城市不僅盛產可見的物質垃圾，而且生產無形的情緒垃圾，需要及時處理，否則會污染心靈甚至產生病變。監理工程師變成了一匹在草原上奔馳的“夜照白”；而瑜伽教練則在夢中變成一只蝴蝶，隨蝶群逃往紫色的苜蓿叢中。身、心分裂乃現代人最常見的疾病，在城市尤烈。黑馬是奔跑的意象；蝴蝶是飛翔的意象，二者皆為自由的隱喻，靈魂對自由的向往和身體的囚禁狀態是自古以來的矛盾，也是寫作發生最根本的原因。

　　在鄧一光的敘述世界中，男性并理所當然地具有性別優越感，也就并不必然地擁有女性生命乃至身體的支配權，甚至在情感自洽上他們還有那么一點弱勢。離婚也就不會讓女性的價值打折，熟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個性和魅力。這是對生命內在價值的確認。男主人公不管事業是否成功，都非常疼愛女性，對女主人充滿柔情：為太太倒水、洗工裝、到陽臺抽煙……這些微不足道卻熠熠發光的細節重新喚起我們對愛情的信賴。當風尚引導大眾追求物質和金錢，鄧一光以自己的真誠刻畫了他對愛的信仰，這種信仰的基石恰是對現代文明和都市生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