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重建對文學的熱愛

　　我在《重建青年性》中曾經強調：沒有“青年性”的文學和文化是沒有活力和希望的，我們必須反對沒有責任感和理想情懷的庸碌，反對基于謀求名利和安全性的過度“和善”，反對“溫柔”又“殘酷”的世故習氣……但這種信誓旦旦的“宣言”，并沒有保證我“永葆青春”，相反，衰老與滲入骨髓的黯然，悄悄到來。

　　余華先生在去年領取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時候說：“我們確實是老了，到了我這樣的年齡，說句實在話，我覺得生活比寫作重要，寫作比獲獎重要，當然獲獎比不獲獎重要�！苯裉�，在我領取新人獎的場合引用這樣一段老氣橫秋的話，竟然從內心里毫無違和之感。

　　多年前，剛剛在南京成為一個文學青年的時候，我經常像“祥林嫂”一樣反復絮叨洛扎諾夫在《落葉集》中的一句話：“我扛著文學如我的棺��；我扛著文學如我的哀傷；我扛著文學如我的厭惡”。如今，這句看起來頗有些矯揉造作的話惟余最后一句淪肌浹髓。

　　當然，于我而言，“生活比寫作重要”或者“厭惡文學”這樣的斷言或情緒不是終點，也不是目的。相反，我的批評、我的寫作以此為開端。簡單地說，就是經由自己的批評實踐讓寫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再度重要起來，同時摒棄那些讓人厭惡的文學形態，重建對文學的熱愛。我近幾年的批評文字常常引發別人諸如文化虛無、泛政治化或反文學的誤解，其實“虛無”和“反對”不過是為了迎接我所喜愛的文學和我所敬重的文學人而做的準備，由此而形成的某些反抗、抵御、批判的姿態，也與所謂清高、勇敢沒有關系，不過是怠惰、怯懦和羞恥感奇妙混雜后的無奈選擇。

　　前幾天，許子東先生還憂心忡忡地批判中國的文學批評：“一百年來，中國的文學批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軟弱，像今天這么沒用，沒人看，非常弱�！边@樣的論調就如同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一樣，我們無力辯解也無需辯解。以時代(如八十年代、新世紀)、代際主體(70后、80后、青年等)為區隔、差異的那些看似洞明的高見，我們聽得太多了，這樣的論斷還有什么意義呢？也許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得意洋洋的斷言或否棄，而是思忖如何在文學共識瓦解的情況下面對我們生命深處這共同的沮喪、共同的責任！

　　就像我站在這里，面對著我的師長和朋友們，此刻我不是一個新人，因為我在走向衰老，而我也不是一個舊人，因為我也還可以很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