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家的眼睛 詩人的心靈(梁從誡)

1936年，林徽因與兒子梁從誡在故宮留影。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隱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一個僻靜的角落里。墓碑上的姓名，在那連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毀去了，只留下一方已經黯淡缺損，但幸存下來的漢白玉，上面鐫刻著一簇有著濃厚的民族韻味、豐滿而又秀麗的花圈。偶來的憑吊者很少會知道，這花圈原是為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是那碑座上雕飾的一個刻樣。1955年，它被移放到這座墓前，作為一篇無言的墓志，紀念著它的創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筑學家和詩人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生于福建閩侯一個官僚知識分子家庭。童年時全家遷居北京。1920年，林徽因隨父親去英國。在英國期間，由于一位同窗英國姑娘的影響，她開始對建筑藝術產生興趣。

　　上世紀20年代初，林徽因結識了著名學者梁啟超的長子、當時的清華學生梁思成。不久，他們先后來到美國，就讀于賓州大學，并共同決定要以建筑學為終生事業。由于當時這所大學的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得入該校美術學院，但選修的主要是建筑系的課程。1927年，她以學士學位畢業于美術學院；同年，梁思成獲得建筑系碩士學位。此后，她又轉入耶魯大學學習舞臺美術設計，成為我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美的學生。1928年，這一對新婚的同行回到祖國。

　　雖然人們常常把林徽因說成是一位詩人、文學家，但實際上，從整個一生來說，文學創作并不是她的主要事業。上世紀30年代，在梁思成作為一個年輕、熱情的建筑學家所進行的對中國古代建筑的開創性科學研究活動中，林徽因始終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僅陪同梁思成多次參加了對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調查，而且還同梁思成合作或單獨撰寫了調查報告多篇，發表在專門的學術刊物——《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它們至今仍被這個行業的專家們認為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她為我國古代建筑技術的重要工具書《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緒論”，可以說已成為這個領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讀的文獻了。

　　當時，林徽因在學術研究活動之外，開始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說，劇本，散文和詩。數量雖然不多，卻引起了讀者相當的反響。雖然出身于舊式的上層家庭并生活于優裕的環境，但可貴的是，林徽因確實表現出某種突破自身局限的傾向。她早期的幾篇文學作品，如小說《九十九度中》、散文《窗子以外》等，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分野以及由此而來的各個領域中的矛盾和斗爭。盡管她所表現的主題和人物同當時真正嚴酷的社會現實和矛盾的焦點還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從中卻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窗子”以外的生活的探索和追求。

　　林徽因以詩聞名于當時的文學界，但其詩卻和上面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她早期詩作，大多是以個人情緒的起伏為主題的，探索生活和愛的哲理；是一種恬靜生活中內向的精神發掘，因而其社會意義并不顯著，題材也顯得比較狹窄。她的詩之所以受到一些讀者的贊賞，主要是因為詩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摯、細密和純凈，以及在表現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尤其是她對中國古代建筑的了解、熱愛和美術修養，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現對建筑形象和色彩的描繪，如《昆明即景》：“那上七下八臨街的矮樓，半藏著，半挺著，立在街頭，瓦覆著它，窗開一條縫，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這使她的詩別具一格，在我國白話詩的園地里，走了一條旁人沒走過的路。

　　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林徽因雖然在國外留學多年，卻有著強烈的民族感情。她和梁思成在美國攻讀建筑學期間，讀到的是歐洲建筑史，而中國建筑在西方建筑界眼中，卻像是不存在一樣。這種情況，正是激勵他們立志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念來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一個基本的推動力。然而，當這項事業剛剛開始不久，日軍發動侵略，他們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了。1937年7月，當日寇的炮火在盧溝橋畔響起時，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五臺山地區進行野外調查。當他們由于在深山里發現了國內現存最古老的一座木結構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欣喜萬分時，卻傳來了戰爭爆發的消息。

　　八年抗戰，他們歷盡艱辛、跋涉千里，從北平到昆明，再到四川宜賓一個偏遠的江村，艱難的生活、日寇的空襲、不斷的“逃難”、越來越差的生活條件，使林徽因肺病復發。從1941年起，她就經常發燒臥床。然而這都沒能遏止她在精神上的創造活動。這個時期，除了若干詩稿之外，她已沒有什么重要的作品。詩稿中安逸、婉約的格調也不多見，而開始發出某種悲愴、沉郁，甚至是苦澀的音響。如為哀悼在與日寇空戰中捐軀的弟弟而寫的詩稿《哭三弟恒》和鞭笞惡劣的社會風氣對年輕知識分子心靈的侵蝕的長詩《刺耳的悲歌》，表現了她創作思想的這種轉變。此外，她幫助梁思成反復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國建筑史》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寫的《中國建筑史圖錄》稿，初步實現了他們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懷有的學術宿愿。

　　1946年，梁思成應聘到清華大學主持建筑系的創建工作，林徽因終于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北平。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華園已經解放了，而解放大軍對北平的包圍正緊。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僅為城內親友、百姓的安危擔心，更牽掛這座文化古都城內無數輝煌的古代宮殿廟宇。一天，突然有兩位解放軍來到家中求見，在大吃一驚的梁思成面前攤開了一幅大比例的北平軍用地圖，請他用紅筆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跡的位置，以便在大軍萬一被迫攻城時盡可能予以保護……這第一次同解放軍的直接接觸，使這一對以中國古建筑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動得熱淚盈眶，從此便把自己的命運同新中國凝在了一起。

　　解放以后，林徽因的病勢雖更加沉重，但她卻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她被聘為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她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被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她以驚人的毅力，忍受著病痛的折磨，認真地參加了首都的城市規劃工作；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對拆毀城墻、城樓和重要古建筑物；十分關心供普通勞動者居住的小型住宅的合理設計問題，親自做出了多種設計方案；熱心于北京傳統手工藝的復興，扶病來到當時瀕臨停業的景泰藍等工藝工場調查研究，為這些工藝品設計了一批具有民族風格而又便于制作的新式圖案并親自參與試制……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林徽因和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幾位教師一道，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設計的光榮任務。之后，林徽因又參加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修建工作，并承擔了為碑座設計飾紋和花圈浮雕圖案的任務。她憑自己對中國古代雕刻紋飾方面的深刻了解和工藝美術方面的素養，十分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創作，也耗盡了自己的最后一分精力。

　　1955年4月，林徽因因醫治無效與世長辭，年僅51歲。林徽因的一生，可以說是不幸的。這樣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女性，在舊社會，潛力并未得到過充分的發揮；她最好的年華，又大半被消磨在動亂的生活和疾病之中。直到解放后，她的知識和才干才真正找到了施展的天地。然而，她的生命之火，卻過早地燃到了盡頭，使一切熟悉、愛慕她的人感到深深的惋惜。盡管如此，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白話文學發展的道路上、在中國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中，林徽因畢竟還是留下了她那明晰、輕盈的足跡。

　　(作者梁從誡系梁思成與林徽因之子，本文選自《林徽因集》，有刪節，該書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