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犯”寫作的背后(白燁)

——讀長篇小說《三個三重奏》

　　讀寧肯的小說，一般說來，既是一種享受，又是一種挑戰。這享受與挑戰，都在于他擅長在出沒無常的敘事里，寓含一種鉤深致遠的題旨，讀來既撲朔迷離，又讓人欲罷不能。他新近創作的長篇小說《三個三重奏》，就把他這種不主故常的文學追求表現得淋漓盡致。

　　《三個三重奏》在敘事上，采取了三個故事交叉演進的方式，類似室內樂三重奏。第一個故事，是國企蘭陵王老總杜遠方在負罪潛逃中，與女教師敏芳發生的瓜葛；第二個故事，是寫歷史系大學生居延澤到蘭陵王公司實習期間，與杜遠方及杜遠方的情人李離相識相交后改寫個人命運的經過；第三個故事，是敘述者“我”作為臨終關懷志愿者，到看守所的死囚室聽杜遠方等人吐露心曲的記述。三個故事，從表面上看，分別側重于情感、權力與救贖的不同主題，但相互交織起來之后，不僅在時間與空間上顯得較為錯綜復雜，而且在題旨與寓意上也更加不可端倪。這種在“寫什么”與“怎么寫”兩個方面的恣意求索與花樣翻新，使得小說讓人一眼難以洞穿，也給人們提供了可從多個角度去做解讀的可能性。

　　從我最為直觀的閱讀感受來看，《三個三重奏》給我印象更為深刻的，也覺得饒有意味的，是它的寫作從方式到意識的“冒犯”性。這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作品在敘述方式上，把通常作為正文補充部分的注釋，當作了主要敘事方式之一。由此前的《天·藏》開始嘗試的以注釋作為故事結構的一部分的寫法，到這次的《三個三重奏》，有過之而無不及，索性就以注釋方式來敘說第三個故事，而且這里的敘述者“我”，既是當事人，又是記述者。這種寫法，客氣一點說，是別出心裁，不客氣地說，是反客為主。用做論文加注釋的方式，來改造小說的結構，更變小說的敘述，用傳統的觀點來看，無疑是小說形式上的一種有意“冒犯”。二是作品里的主要人物杜遠方，是個罪案在身的逃犯。在傳統的小說寫法中，一般既不會把杜遠方當成主要人物來寫，更不能從正面的角度去寫。但寧肯的《三個三重奏》里，杜遠方既是穿插于三個故事的主要人物，也在很多時候是以較為正面的形象出現的，甚至從外在形象到內在氣質，都還卓具時代弄潮兒的不凡風采。這在傳統的小說寫法與人物塑造上，不僅并不多見，而且明顯犯忌。

　　但這樣的藝術形式與人物塑造上兩個“冒犯”，卻使小說有了另外的色彩，別樣的風景。即就杜遠方這個人物來看，作者的欲抑故揚或亦抑亦揚的寫法，既為當代文學添加了一個少有的人物形象，也使作品卓富引人反思的深刻寓意。

　　在第一個和第二個故事中，杜遠方或者是身負重罪的逃亡人士，或者是醞釀犯罪的不法商人。但他所呈現出來的，更多的時候卻是一個生活的智者，商海的弄潮兒，情場的有心人。他即使是在逃亡期間，仍能以物質與精神的雙向富有，吸引女房東敏芬，使她成為鐘情于自己的情人，并幫她排解單位領導的性騷擾帶來的煩惱。他已察覺出居延澤與李離的曖昧關系，但仍一如既往地對李離好，想方設法地扶持居延澤，終使李離與居延澤對他不離不棄。在蘭陵王的事業開拓上，他更是高瞻遠矚，大刀闊斧，使得企業因有創新科技的強力依托而蒸蒸日上�？梢哉f，他有超人的想象力、意志力、超強的把控力、生命力，包括他的運籌帷幄、深謀遠慮，都卓爾不群，令人稱奇。

　　杜遠方這樣的人物，既為這個時代所造就，又為這個時代所急需，這種人為什么就犯了重罪，成為罪犯了呢？應該說，作品在杜遠方何以犯罪方面的描寫，影影綽綽，語焉不詳，但這更引人深入思索，啟人深加探究。

　　從小說透露出來的一些信息看，杜遠方成為罪犯本身，確實跟我們當下社會生活的大環境密切相關，跟我們的這個吏治文化密切相關。我們的現實社會生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許多事情相互糾結，許多關系相互扭結，這使得任何一個行業都很難憑靠自身的努力去達成目標，成就事業，而必須要找尋關系，相互借力。權力在運作中是如此，經濟在運作中也是如此，甚至連學問、愛情在運行過程中，都會是如此，結果就一同荒腔走板，滑向邪路。好像這樣的過程必不可少，這樣的結局也難以避免。

　　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品看起來寫的是杜遠方個人的人生悲劇，但實際上是通過杜遠方的遭際，把問題從微觀引向宏觀，從個人引入社會。所以，作品在書寫杜遠方的人生悲喜劇的同時，也在為晚節不保的時代弄潮兒吟唱挽歌，為人們習焉不察的社會病相怒唱悲歌。

　　經由《三個三重奏》這部作品，寧肯塑造出了杜遠方這個獨特的人物形象，同時寧肯也把自己的形象進而塑造了出來。是什么形象呢？就是藝術上的探索者和冒犯者。寫作《三個三重奏》的寧肯，冒犯小說敘事的常規，冒犯情愛倫理上的常規，也冒犯人物塑造上的常規。但是有些時候就是這樣，“冒犯”又意味著成規的逾越，文學的進取。文學藝術上的創新，通常都是先從小小的冒犯開始，逐步實現大的突破。從這個意義上講，寧肯這種“冒犯”性的寫作追求，在當下文壇是比較少見的，因而也比較難能可貴。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