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外譯與國際認同(熊輝)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英文版封面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給中國人帶來了莫大的欣慰，繼之而起的各種言論則很容易模糊受眾的判斷力。僅就莫言作品的外譯與其獲獎的關聯而論，就有《成就莫言的翻譯家們》《莫言諾貝爾獎“背后的功臣”：各國譯者功不可沒》等文章相繼見諸網媒。一時間，人們似乎認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全仰仗翻譯的“媒婆”作用。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其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有關，正是這些翻譯文本讓世界各地的讀者認識了莫言，使其人其作獲得了一定的國際認同。據悉，參與莫言文學作品翻譯的譯者隊伍有瑞典的陳安娜，她在瑞典出版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三本莫言小說翻譯的單行本。陳安娜認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被媒體稱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雖然夸大了個人對莫言作品海外傳播的作用，但莫言小說葛譯本的功力由此可見一斑，他翻譯了莫言的《紅高粱》《酒國》《生死疲勞》和《檀香刑》等作品，認為莫言的作品有歷史感和道義感。法國漢學家諾�！ざ盘厝R翻譯了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四十一炮》和《師傅越來越幽默》，他曾到訪過莫言的家鄉，認為莫言的小說在思想和表現方式上非常獨特。此外，日本的井口晃、俄羅斯的葉戈羅夫等也在各自的國家翻譯出版了莫言的小說，很多譯本顯示出譯者超凡的創作能力，推動了莫言小說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

　　莫言小說在國外的大量翻譯是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原因，而非關鍵因素。在翻譯活動中，優秀的譯者必然會在選材上體現出別具一格的眼光，挑選在源語國居于優秀行列的作品來翻譯。這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人在引進外國文學作品時秉承的一大原則，胡適要求“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即是言說此理。難道外國人在選擇中國文學進行翻譯的時候還會降低選材的標準嗎？有學者認為莫言獲獎得益于優秀的翻譯者，并從中得到所謂的啟示，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如果要獲得更多的榮耀，恐怕我們要培養更多優秀的翻譯家，也要去發現更多優秀的漢學家，把中國的優秀作品翻譯成外文。如果沒有翻譯這個渠道，我們要得國際大獎是不可能的�！边^度偏執于翻譯一端，忽視了翻譯過程中原作的主導性及其對譯者創造性的限制作用，把莫言的成功視為優秀的“翻譯家”和“漢學家”的作為，就會步入本末倒置的境地，殊不知再巧的“婦”也難為無米之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中國作家的創作動機和目的難道就是依靠翻譯去贏得“國際大獎”嗎？這里顯然透露出我們所持的弱勢文化心態，強調中國文學要在追隨西方認同的道路上發展，忽視了文學的民族性和地緣性特征。翻譯說到底只是中介，如錢鐘書所說“是個居間者或聯絡員”，不能從根本上美化或淡化莫言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莫言獲獎得益于作品的外譯和傳播，而譯者之所以選擇莫言而非他人的作品進行翻譯，實乃因為原作的感染力，根本原因還在于作品的質量。

　　培養更多優秀的翻譯家和尋找更多優秀的漢學家，不是解決中國文學國際認同的主要出路，中國作家也難以藉此獲得更多的國際大獎。文學翻譯是一項社會性很強的文化交流活動，它涉及原作、譯者、翻譯過程、譯作以及譯作的傳播和接受等多個環節，而所有這些環節都會受到譯語國“贊助人”系統的制約。翻譯文化學派領軍人物安德烈·勒非弗爾對贊助人作過這樣的界定：“贊助人可以是個人，比如麥迪琪、麥西那斯或路易斯十六；也可以是群體，比如宗教組織、政治黨派、社會階層、皇家朝臣、出版機構或媒體(報紙、雜志和影視公司)，等等�！闭�是這些贊助人決定了翻譯選材、翻譯改寫和翻譯的傳播接受。同時，贊助人一般注意作品的思想意識而非作品的文學性，由于譯者希望自己的翻譯作品出版，所以他在作品翻譯過程中的自由度就會受到相應的限制，其有限的“重新改寫原文，目的是為了取悅于新的讀者�！睆倪@個角度來講，莫言作為一個東方作家，西方漢學家對他作品的翻譯必然會受制于西方文化語境下的出版和接受實情，而且為了贏得更多的讀者，譯者必然會在翻譯過程中對莫言的小說作適當的加工，使之在異質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間。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外國評論者認為莫言的小說充滿了魔幻或幻想色彩，而不是現實主義色彩，因為外國譯者始終懷著東方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并翻譯莫言的小說。

　　論述至此，就涉及誰翻譯、翻譯給誰看的問題。再優秀的中國翻譯家，也許因為無法滿足西方人獵奇的眼光或固有的審美習慣，都難以讓莫言這樣的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翻譯作品是經民族文化過濾后的產物，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叛逆”是原作在譯語環境中的妥協行為，中國人翻譯中國作品給外國人閱讀，難免因為文化和審美的差異而無法達到“視線的融合”，譯作的生命力也會相應地受到折損。中國文學面對翻譯的兩難處境由此而生，一方面中國人自身的翻譯可以減少外國人對作品和中國文化的誤讀，但卻難以在審美和文化層面讓譯作得到認同；另一方面，外國人的翻譯可以讓中國文學贏得更多的他文化認同，但卻會增加外國人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誤讀。如此這般，中國作家依靠翻譯來實現海外認同的道路充滿曲折乃至扭曲。中國作家應該扎根于自我文化的現實土壤中，憑借作品的優秀特質來吸引外國讀者，而不能將翻譯中介視為走向國際化的救命稻草，莫言的成功也正好印證了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