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問書中所得結論是否可靠,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只能說是在通往可靠結論的路上比前人邁出了更大的一步或是幾步,已經屬于至為難得。近年繼續嘈雜不衰的紅學,很難看到如此充實有趣的著作了。
紅學研究的集成之作
——讀黃一農教授《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研究《紅樓夢》不可避免地要跟清代的社會政治結構乃至明清遞嬗的歷史聯系起來,只不過涉獵有深有淺耳。即就淺者言之,也需要知道是書作者曹雪芹是清代的何許人,出生于何時何地,家庭親族的背景如何,父、祖的身份地位有什么來歷,以便知道其寫出《紅樓夢》這部杰作并非偶然。涉獵深的,則不滿足光是知道作者的經歷和家庭環境的背景,而是振葉尋根、觀瀾索源,想追尋作者更為詳盡的家族世系,試圖弄清楚與作者及其家族相關的每一個人物和事件的真相。
百年來的紅學研究,考證派紅學事實上走的就是這條路。成果無疑是豐盈的,不僅曹雪芹的家族世系有了較為系統的了解,曹家的親戚和朋友、親戚的親戚和朋友的朋友,以及他們和朝廷的關系的蛛絲馬跡,都考論得細如毛發,深若掘泉。以致于有紅學變成了曹學之說,引起鐘情于文本的讀者和研究者的微詞。研究者中以已故的周汝昌先生的成績最為突出,知者稱之為考證派紅學的集大成。但問題亦隨之而來,迄今為止,鮮有此界學人能夠共同認可的結論。有此一說,便會有彼一說與之抗論。連大作家的祖籍是豐潤曹還是遼陽曹也爭論得如同路人。最后連《紅樓夢》是不是曹雪芹所撰,甚至有沒有曹雪芹其人,都成了疑問。這還是就作者和家族世系而言,此外還有書中書寫的內容與明清史事的關系,同樣為人們所關注。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警幻攜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道:“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逼渲械摹白試ǘσ詠怼,不是明寫1644年的清兵入關嗎?而且“定鼎”一事直接和“寧榮二公”直接相關。第十六回先是鳳姐道:“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比缓筅w嬤嬤說:“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贝颂幍膶υ掞@然是對康熙南巡的追憶,而且和“接駕四次”的曹雪芹家族相關。這些描寫沒法不讓人將小說和清史聯系起來。而曹雪芹的一些友人,如敦敏、敦誠,以及《紅樓夢》的鐘情者如張宜泉、永忠、裕瑞等,大都是清朝的宗室子弟,他們的詩文每與《紅樓夢》相關,于是又成為紅樓考史的對象。
問題是《紅樓》涉明清史事的部分既有明筆,又有暗筆,事出多方,撲朔迷離,自然引起有考證癖的歷史學者的興趣。于是幾代大史學家蜂擁而至,蔡元培、王國維、胡適之等以紅學名家的文史通家不必說,中國史專家翦伯贊、明清經濟史專家傅衣凌、清史專家韓大成、中外交通史專家方豪,以及五四運動史專家周策縱、思想史專家余英時、經濟史專家趙岡,都在紅學領域各樹一幟。最后連以治人口土地史著稱的何炳棣也走進了紅學。
我講上述紅學掌故是想說明,黃一農教授《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的選題及其書寫內容,于紅學研究于清史研究是完全成立的,是紅學研究者并不陌生的選項。而且作者以治中國科技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專長轉而入于此一領域,雖令人稍感意外,細詳卻并非偶然。前輩學者許多都是這樣做的。只是此一選項在今天具有相當風險,如果不能比前賢或紅學時流提供更多的可以取信的新材料,極易受到質疑。我與一農相識多年,不是由于紅學,而是1992年在德國“紀念湯若望400周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提交的論文是《湯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際的角色意義》,不過是勉強能夠發揮己長的“出位”之文,一農則是地道的從中西交通史的角度談耶教東傳及其文化沖突的著論。承他寬諒,對我為文的人文氣息給予贊賞。從此我們就時不時地能夠見面了。他總是帶來新的信息。一次他告訴我正在致力于向臺灣小學生推廣計算機。還有一次他說王征的故事其實可以寫一個電影腳本。他作為科技史專家的奇思妙想常令我這個念文學出身的人自嘆弗如。還有一次,就是接到他來到北京之后的電話,說已開始涉身紅學了。我陪同他拜望了周汝昌先生,為不分散他們的交談,我坐在車里等候。但沒有想到他在紅學的海洋里游得如此自由如此遙深,更沒有想到最終成書會以《二重奏:紅學和清學史的對話》這樣恢弘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
我為有幸成為一農兄這部新著的早期讀者而感到高興。同時毋庸諱言,我作為見證此學此科的過來人,是懷著疑懼參半的心情來閱讀這部于我并不陌生的著作的。在我看來所謂紅學,處處都是陷阱。所以余英時先生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說,紅學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何況黃一農先生赫然地是從研究曹雪芹的家世開始,無法不讓人產生“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的疑慮。不同已往的是,著者將此項研究置于e考據時代的背景之下,大量使用各種所能見及的數據庫,使本課題的取資方式與甄別類分比前輩占有更大的優勢。所涉及的曹家上世以及曹雪芹本人的材料,從前的紅學研究者也曾涉獵過;但《二重奏》(以下以此簡稱此書)把相關數據鋪展成一個完整的網絡,遺漏或空白的部分則有所補充,又用獨自發現的一些新數據建立起立說的支點。而考證曹家的上世從史有明文的曹振彥講起,說明著者采取的是科學考據的態度。對于曹家的祖籍是豐潤抑或遼陽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作者未簡單作左右袒。
但他考證出從豐潤出來的張氏一族之張自德及其子張純修,與曹雪芹的上世關系不同尋常。對曹振彥入關前和入關后的生平事跡的梳理,包括確定其所屬旗籍為多爾袞旗下(與張自德同),所屬之自家主子為阿濟格;入關后成為“貢士”,后又擔任山西一府之知州等,作者的考訂理據充足,宜可采信。張純修與曹寅、納蘭性德的相契為友,是為《二重奏》的第三章,為本書具有堅強說服力的一章。此章圍繞禹之鼎所繪之《張純德像》及諸滿漢名士的題詞展開探討,并論及時任江寧織造的曹寅邀禹之鼎等繪《楝亭圖》,以及通過博學宏詞建立與漢族知識分子的溝通管道,這些考論較此前的諸家論說,似更為詳密而少漏。學者如周汝昌等考訂《楝亭圖》和《楝亭夜話圖》較多,對張純修的來歷較少涉及。本書作者因掘發出純修之父張自德的來歷,并建立起曹寅與張純修、納蘭公子之間的關系互動網絡,是為近年紅學考證的一項貢獻。
《二重奏》第四章考論曹寅的血緣世系、第五章考論曹氏家族的姻親,雖也都是舊話題,但由于作者思理細密,依據既有材料逐層分析,給人以不致有誤的印象。關于姻親部分,材料尤為詳實,可為的論。至曹氏本族之人物關系,歷來不易推定。曹振彥有子爾玉、爾正,爾玉即曹璽;璽子為曹寅、曹荃、曹宣(周汝昌稱“迷失的曹宣”),譜史之載甚明。惟寅、荃一代,寅少子,荃之子息多,中間并有復雜的不止一次的過繼關系,譜牒與曹寅詩文之稱謂有歧,理清殆非易事!抖刈唷纷髡卟粌H層層理清了這些復雜關系,且對其中兩大難點提出值得思考的解題方向。一是曹雪芹的生父究竟為誰。作者采取排除法,在既有材料基礎上排比駁難,認為曹颙的可能性近于無。這就使得流行一時的“遺腹子”說受到嚴重質疑。剩下的只有芹為曹頫之子的可能性最大。然而這是舊說,自胡適《紅樓夢考證》以來,大多數研究者均主此說,惟證據猶嫌不足。二是曹寅和具有遺民身分的顧景星是怎樣的“甥舅”關系。作者于此題的考訂如層層剝筍,情理物則具有不容提出否證的說服力。特別“面對面接觸”節、“相互稱謂”節,有讓人回到歷史人物的情境現場之感,展現出作者思理細密和重構歷史真相的考證本領。但是否曹寅之母即為顧氏的“族妹”,只是剝離推論而“逼出”的看法,能否成為定論,尚存疑問。
第六、七、八三章,是為考訂《紅樓夢》的“本事”。蓋紅學“索隱”一派,歷來所追尋在此。此由于《紅樓》一書的特殊性,紅學研究實無法避免索隱一途。但同為索隱,《二重奏》的研究考論,更多的是對清史和紅學史諸典型案例的分析,而不是簡單比附人物和事件。本書之發明處,在于對“明珠家事說”和“傅恒家事說”的肆力張皇其論,廣收博采,隱微發覆,重構出一幅明、傅兩家族與雪芹曹氏之間比較有說服力的《紅樓》故事背后的政治、事件、人物互為關聯的歷史文化圖景。當然作者并沒有對此兩“家事”說作全然刻板的肯定,而是以相關史料證明《紅樓》所寫的部分內容與兩家之遭際確有約略相似者,而曹雪芹亦極有可能或直接或間接聽到過關于此兩家傳奇故事的敘說。關于“元妃省親”的“本事”,黃一農先生提出了不同于已往的新見,認為《紅樓》書中的“元妃”極有可能根據的是乾隆皇帝剛登基時獲允回家省親的順懿密太妃王氏的事跡經歷。因為這位密妃“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隨駕南巡時順路尋親,并在蘇州覓得斷絕音訊已二十年的父母,此與小說中所稱允許省親乃因入宮多年之嬪妃皆“拋離父母音容”的理路相合,亦與第十六回回前之脂批中所稱“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處,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的說法若合符契(第7章,頁309)。
不過一農兄長途跋涉、歷盡艱辛的資料舉證分疏,到頭來也只能是各種關于“本事”猜測中的一種而已,終逃不出索隱派紅學的終極局限,即所有一切發覆索隱都不過是始于猜測而止于猜測,無法得出確定不易的考實結論。然而傳統紅學的不可磨的學術趣味亦在此。結論既不能證實,但亦無法證偽!抖刈唷返莫毊愄,在于聯結而成比已往任何研究者都更接近本題義旨的歷史人物的真實網絡。本來袁枚《隨園詩話》中的涉紅記事漏洞百出,一農兄已認定其不足取信,且批評了胡適《紅樓夢考證》的“輕信”。但亦不妨一看他順手理出的相關的人際連接網絡:
涉紅記事的當事人明義應與曹雪芹至少有一些間接關系。由于弘曉、永忠、明仁(明義之兄)、明義和曹雪芹等人常出現在阿濟格裔孫敦誠的社交圈,且明義親叔傅恒之女嫁淳穎(阿濟格弟多鐸之裔孫,承繼多爾袞支,襲睿親王)為嫡福晉,另一叔傅文之女生裕瑞(多鐸裔孫,其父修齡襲豫親王),一位同曾祖之堂姊配弘曉(允祥之子,襲怡親王)同母兄弘暾,弘暾死后無子,乃以弘曉之子為承繼子。再者,明義最好的朋友張賓鶴(1724-1790)不僅館于弘曉府邸十余年,也與明仁、敦誠、永忠以及明義的堂兄弟明瑞、明亮、奎林等交結。
至于曹雪芹,其高祖振彥嘗任阿濟格王府長史(相當于總管),其表哥福秀娶明珠(其妻為阿濟格第五女)之曾孫女,福秀之連襟則包含傅恒和永堒,其中永堒與永忠、敦敏、敦誠、明仁、張賓鶴等人屢有唱和,且曾序敦誠的《四松堂集》。(第8章,334頁)那么,誰又能夠證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與這一網絡中的人物會沒有一定關聯呢?我們大家也許不情愿但亦無法不向《二重奏》的作者靠近哪怕是一小步罷。他的復制歷史人物關系的本領著實令人驚嘆。第九、十章考論曹雪芹的交游及諸友情形,張宜泉一章最見佳處,歷來涉及此一題旨者均不能與斯著同年而語。
但第十章考論新發現的兩本畫冊,一為《李谷齋墨山水、陳紫瀾字合冊》,另一為《種芹人曹沾畫冊》,一農兄未免過于相信“耳食之言”了!独铌惡蟽浴房蓵翰恢谜,所謂《種芹人曹沾畫冊》依愚見與《紅樓夢》作者應毫無干系。即如畫冊中末屬“種芹人曹沾并題”的第六圖,筆墨臃堆鄙俗,無論如何無法與“擊石作歌聲瑯瑯”(敦誠《佩刀質酒歌》)而又善畫石的雪芹曹子聯系起來。而所題之“冷雨寒煙臥碧塵,秋田蔓底摘來新,披圖空羨東門味,渴死許多煩熱人”詩句,更與寫有“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奇句而具有李賀遺風的雪芹詩作相差天壤。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普大與余英時先生語及此話題,他說七十年代后的所謂關于曹雪芹以及《紅樓夢》的“發現”,絕大多數都不可靠。至哉斯言,雖過去二十余年,我認為至今仍難以對此說提出否證。我所說的紅學一科處處是陷阱,即包括此一方面的案例在內。
我讀《二重奏》,認為第十一章“《紅樓夢》與清初政爭中的悲劇身影”,是此書最見精彩的部分。全書上下求索,似乎都為的是此一章的出現,也可以說皇皇巨論都是在為此章預埋伏線。脂評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本書作者無意中借來作為學術著作的結構的針線了(針線為戲劇家處理戲劇沖突之用語)。原來與《紅樓夢》作者交游互動以及讀其書而發為共鳴的敦敏、敦誠、額爾赫宜、明義、永忠、淳穎、裕瑞、弘曉、張宜泉等,都有遠至清初的多爾袞、多鐸、阿濟格案,中遠的康熙諸子奪嫡案,近在方策的父執輩李煦、年羹堯、納爾蘇、傅鼐、延信諸案的背景,雪芹本人則有父輩被抄家的直接背景。所以才會有奇書《紅樓夢》的問世,所以才會有作者身邊人群的強烈反響!抖刈唷纷髡叻Q之為“一小撮具‘受難者家屬’身份的宗室”,可謂確切至極!都t樓夢》這杯佳釀,他們這“一小撮”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還是自家有酒自家斟,惟忠于史實的考據家能知其味。文學鑒賞家則未免隔靴搔癢。
本人早年涉獵《紅樓》有關資料,也曾對淳穎的《讀石頭記偶成》大感興趣,但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說,不免“瞠目不知所對”。下面試看此詩是如何寫法。
滿紙喁喁語不休,英雄血淚幾難收。癡情盡處灰同冷,幻境傳來石也愁。怕見春歸人易老,豈知花落水仍流。紅顏黃土夢凄切,麥飯啼鵑認故丘。
詩的首句“滿紙喁喁語不休”,誠然,《紅樓》一書篇幅原本很長嘛。但第二句“英雄血淚幾難收”,就不知說的是誰與誰了!把獪I”是有的,但“英雄”何指?難得一農教授把此詩作者的來龍去脈考論得清清楚楚,包括此章附錄之“論淳穎非敦誠之連襟”,一并具有歷史考論之重要價值。順帶說一句,《二重奏》諸多章次后面的附考專論,計有三十四題之多,實為學術著述的一種創體,論學治史者不可不察。原來此詩作者淳穎是多鐸第五子多爾博的裔孫,乾隆四十三年多爾袞與多鐸獲全面平反,淳穎奉旨復襲睿親王,故有是詩之作也就并非偶然了。此詩的五六兩句:“怕見春歸人易老,豈知花落水仍流”,隨即有了著落!按簹w”不就是指的那次“平反”嗎?據一農兄考證,這首詩作于乾隆五十七年,那么也只是在當年的“英雄”獲得“平反”的十四年之后,他們的后人才敢于寫出如此的詩句,而且傲慢地宣稱“花落水仍流”。
《二重奏》是一部嚴謹的紅學考證著作,是資料極為豐富的清代史辨著作,也是富有閱讀趣味的文史學術著作。梳理考辨的雖是此學的舊話題,卻注入了新的思維方式。特別在建立材料之間的有效聯系,重建歷史當事人的人際關系網絡方面,此書有大勝于前人之處,不失為百年紅學研究的集成之作。但若問書中所得結論是否可靠,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只能說是在通往可靠結論的路上比前人邁出了更大的一步或是幾步,已經屬于至為難得。近年繼續嘈雜不衰的紅學,很難看到如此充實有趣的著作了。問題是,即使是跨越前人的一步或者幾步,也必須跨過一個個的陷阱。當一農說《紅樓》“作者很可能是以其本身或自親友們聽聞之代善、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弘慶、明珠、傅恒等人的一些家事做為創作素材”,他算是比較順利地跨過了“陷阱”。但說《紅樓夢》第一回寫的開卷之第一個女子英蓮,可能“有英親王阿濟格真正堪憐之意”,我們的一農教授就不慎落到陷阱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