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是當代文藝生產的重要引擎,也是重要內容。針對批評的批評,是近年來見諸報章輿論較多的議題。直面批評之現狀,突破批評之困局,是批評的責任。在此刊發兩篇文章,討論批評實踐條件的變化和學院批評的困局,希望引起大家關注和思考。
——編者
實踐條件新變化
孟繁華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語境已經形成,這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提供了重要參照,“中國經驗”只有被思想和價值照亮,才會煥發出“世界文學”的光彩
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是一個文學大事件。這個事件一方面表明中國文學被國際社會認同,同時也表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國際語境形成。
30多年來,當代文學創作的外部資源已經發生變化,打破了與蘇俄文學單向交流的局面之后,我們與國際文學界的廣泛交流,豐富了我們對文學的理解;過去由我們自己評價自己文學的時代業已結束,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學的評價、國際文學獎項的獲得,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批評和經典化的一部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整體格局中正在重新塑形,因此也日益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過去那種悲愴的挫敗感終于成為歷史——中國文學開啟了新的歷史。
上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作家的導師大多是歐美作家,在交往過程中,只有中國作家不斷向歐美作家致敬,而歐美作家對中國作家關注甚少。俄羅斯漢學家葉果夫說,2012年10月以前,除了一些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漢學家,誰也不認識這位著名的作家(莫言)。莫言獲諾獎后,俄羅斯人對他作品的興趣陡然變大,他的第一部俄譯長篇小說《酒國》就在這個時候面世。莫言像一顆閃亮的星星沖進了俄羅斯文學蒼穹,各種各樣的反響幾乎爆棚。一位俄羅斯博主對《酒國》做出了如下評價:“毫不夸張地說,這部小說是文學的一個新現象,之前沒有類似的。也許這部小說是非常中國化的,但俄羅斯讀者不認識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沒有可與之相比較的!毒茋愤@部小說需要長期認真的閱讀與深思熟慮的讀者!边@些毫不吝嗇的贊譽,都發生在莫言獲獎之后。因此,莫言獲諾獎確實是中國文學的歷史性事件,中國文學的地位從此得以改變,在文學領域,我們終于可以和西方強勢國家平等地交流對話。
莫言獲獎不僅極大地提升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總體格局中的地位,同時也告知我們: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語境業已形成。不僅中國學者和批評家在研究、書寫中國當代文學,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漢學家也在研究和書寫中國當代文學,更重要的是,這一因素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提供了重要參照。這個語境的形成,除了文學的通約性以外,與冷戰結束后新的國際環境大有關系。冷戰結束后,中國文學悄然進入了世界的“文學聯合國”。這個未被命名的“文學聯合國”,不僅相互溝通和交流文學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鑒文學觀念和藝術方法,還要共同處理國際文學事務。這個“文學共同體”的形成,是一個不斷相互認同也不斷相互磨合的過程。比如文學弱勢地區對文學本土性的強調和文學強勢地區對文學普遍價值堅守的承諾,其中有相通的地方,因為本土性不構成對人類普遍價值的對立和挑戰,但在強調文學本土性的表述里,顯然潛隱著某種沒有言說的意識形態訴求。在“文學聯合國”共同掌控和管理文學事務的時代,任何一種“單邊要求”或對地緣的特殊強調,都是難以成立的。這是文學面臨的全新的國際語境決定的。這種文學的國際語境,就是我們今天現實的文學大環境。這個環境告知我們的是:當下中國文學處于我們正在經歷的變化之中。
中國文學的形象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發生了巨大變化。毋庸置疑,這一改變并不始于莫言。表面看來,新聞報道里的莫言儼然是來自中國的文化英雄,他開始被世人矚目和傳頌,一個新的莫言在這樣的景況中誕生。這背后隱含了太多的文化密碼。有研究者發現,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文學一直在西方漢學家的視野中,也正是這一過程的積累,使莫言在2012年獲得成功;蛘哒f,如果沒有幾十年同西方文學界的交流,沒有文學基本觀念的溝通和共識,這個結果不可能出現。
近些年來,“中國經驗”的話題被一再提起,似乎“中國經驗”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神秘武器,是中國文學引以為傲的全部資本。其實,這一觀念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觀念一脈相承。經驗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經驗不被思想或價值激活,也只是一堆毫無生機、等待書寫的材料而已。事實是,“中國經驗”必須被人類基本價值觀念照亮才會煥發出“世界文學”的光彩。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思想、觀念是文學的魂靈,有了這個魂靈,文學才會飛翔。因此應該說,莫言的成功是中國本土經驗的成功。
民族文化復興的要義之一,是為整個世界和人類歷史提供值得普遍記取的經驗。21世紀的中國文學,從現實條件、現實成就到現實追求,都面臨著一個世界性和整體性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具體的現實的歷史處境。
(作者為文學評論家)
學院批評面臨困局
唐翰存
學院派普遍喪失了對文學的熱愛和追求藝術真理的熱情,一個有文學理想的批評家,有必要對學院批評的種種做派保持警惕
所謂學院批評,主要指的是依托大學學術體制而存在的文藝批評樣式。歷史上有所謂的“學院派”,他們往往主張某種“正規”的藝術傳統,追求規范化的寫實風格?墒,唯其太正規了,也就導致了某種程式化,窒息了文學批評和藝術創造的活力。在中國,上世紀20年代末,學院派即被梁遇春譏諷為“智識販賣所的伙計”。這些年文藝批評總體不景氣,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比較緊張,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學院派的文章倒了人們的胃口。
對于文藝批評來說,感受力和感悟力非常重要,直覺是一個批評者“天賦的才秉”?墒,對于學院派來說,他們倚重的,不是這種直觀感悟能力,而是某些觀念、知識。在分析作品時,他們在潛意識中已經假定自己是某些觀念和知識的擁有者,然后把作品中的某些部分下意識地與頭腦里已有的那些觀念和理論知識去對應,加以肢解和總結,一篇看似理論性很強的論文就產生了。這種論文,往往與思想沒有多少關系,與批評對象也沒有多少關系。學院派賴以闡釋作品的,大多都是別人說過、用過的理論。在這一過程中,直觀的心靈感悟能力缺席了。而對一個作家的解讀,需要心靈和精神深處的理解,甚至如康德所言,“能比他理解自己還要更好地理解他”,F實中,某些大而無當的理論、觀念妨礙了評論家對作家作品的深入理解,使得文藝批評流于外圍,沒有深入到文學的內核和創作中。
文藝批評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在一定時期內,創作的觸角和文藝思潮伸展到什么程度,批評者的目光和思考也要追蹤到什么程度。同步對接,寫出來的批評文章才可能是在場的、鮮活的。這一點恰好也是目前學院派所欠缺的。學院派的鑒賞,往往滯后于當下文藝現場,對最新的文藝創作非常陌生?墒,一個優秀批評家的任務,或者說一個出色的文藝研究者的任務,正是要從當下眾多的新作品中發現經典。如果坐等時間淘出經典,還要評論家干什么?還要研究者干什么?
不僅如此,學院派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嚴重、最致命的問題是,他們普遍喪失了對文學的熱愛,而且也普遍喪失了追求藝術真理的熱情。在當前評價體系的誘導下,他們已經不關心藝術的價值,甚至不關心文藝批評本身的功能,他們所關心的是脫開藝術真理去追求某種職業行為帶來的實際效用。一篇文章發表,很少有人去評價你這篇文章到底寫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價值何在,他們談論更多的,是你的文章發表在什么等級的刊物上,獲了什么獎,爭取到了什么項目。大學里每個年度的考核,都要計算每個人的科研分,文章發表的檔次、著作的出版級別,獲獎情況和項目的級別都有不同的分值對應,與職稱、工資、獎勵等直接掛鉤,至于文章或著作的內容如何、有什么創見,從來不是考核的重點,甚至完全被忽略。大學里承認所謂“學術性論文”,而一些文藝評論盡管寫得有活力,有真知灼見,卻因行文和格式上不符合論文的“規范性要求”,未發表在學術類刊物上,不被認可為“科研成果”。大學里如果一味堅持這些標準,將魯迅等大家放在今天,估計連講師都評不上,因為他們寫的那些文章大多沒有注釋和參考文獻,行文不合“學術規范”,所發表刊物的級別也不夠。
長遠地看,學院批評的痼疾,不僅會毀掉一代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必將把文藝研究和文藝批評推到窮途末路。因此,一個有文藝理想的批評家,有必要對學院批評的種種做派保持警惕。實際上,這些年來,一些優秀的文藝批評家,可能身在學院,卻因為在寫作上跟狹隘的學院批評保持了適當的距離,贏得了學界的肯定和文藝界的歡迎。
(作者為蘭州交通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