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文化責任(楊慶祥)

　　根據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以及其他相關理論書籍，批評作為一個概念大概內涵了以下三方面含義。第一個是“現代的”�！芭�評”這個詞是在17世紀英國開始出現的，所以它是非常嚴格的“現代概念”，中國的現代文學批評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與新文學的發展一起展開其自我。第二個內涵是“專業的”或者“權威的”。文學批評有一種專業性或者權威性。它通過理性的邏輯以及嚴肅的方法論來發揮它的社會效應，在這個意義上，它屬于精神科學之一種。第三個，所謂的文學批評是意識形態的，我覺得我們今天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意識形態通過夸大它的身份，或者故意隱秘身份，其最終目的是指向一種文化的培養和精神的養成，文學批評不是簡單地對一個作品評價，作品評價僅僅是它的一種形式，它更在于以專業的方式達到一個意識形態的目的。比如我們非常熟悉的《19世紀文學主流》，它要建構的是一種歐洲文學精神。還有布魯姆的《西方正典》，實際上是試圖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中捍衛“偉大的英語文學傳統”——帶有強烈保守主義色彩的“白人文學傳統”。

　　“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應該是近30年中國文學批評界、理論界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中國的現代文學批評在五四以后，大致可以歸納為三種形態：一種是審美的批評，其主體和客體都指向一個更好的個人或者說一個更好的現代個人，與當時的“以美育代宗教”有內在的聯系；一種是基于“國民性批評”的社會學批評，左翼批評主要以此為主，其指向是一個更好的社會；第三種就是基于意識形態的政治批評，其指向不僅僅是政權鞏固，同時也指向一種全局性的文化整合，對于后一點，我們目前的研究還不夠。

　　這三種批評類型在本質上都高度內在于中國的現代，是現代主權國家和現代個人建構自我的一種形式，并且直接構成了整個中國現代化內在機制的一部分。無論是魯迅、茅盾的批評，還是周作人、李健吾、胡風的批評，他們的中國意識和中國關懷都是非常強烈的。這個時候我們沒有喪失中國的立場，也沒有喪失中國的自我。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有一個重要的“轉向”，“轉向”這個詞來自于日本學者竹內好，在《中國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這篇文章中，他區別使用了兩個詞，一個叫轉向，一個叫回心�；匦脑从诒３肿晕�，轉向是放棄自我，回心有抵抗，轉向沒有抵抗。以1985年為界，其實有兩個不同文化范疇的80年代，一個以社會主義新人為其文化標志，一個則以新潮文學和新潮批評為其標志。新潮文學和新潮批評是一個重要的轉向，具體的人和事在其歷史語境中當然有其意義，但是如果以回溯的眼光做一個總體的描述，我以為相對于現代文學批評而言，上世紀80年代的新潮批評是一個沒有抵抗和“回心”的批評。它虛構了一個所謂的文學本身，同時也虛構了回到文學本身的專業主義批評方式，并形成了影響深遠的被稱之為“純文學”的文學體制。與此同時，也一步步放棄了文學批評的總體精神和總體文化的面向。

　　如上所述，現代批評的主要指向都是通過專業主義達到文化養成的目的，在中國的上世紀80年代的新潮批評中，這兩方面似乎完全可以分開，對專業主義和所謂的“學院批評”的極端強調實際上就是放棄了文學批評對于建構總體文化的責任，對這一責任的放棄導致了影響深遠的歷史虛無主義。80年代重新發現或者是重現發明了一種先進和落后的二分法，這一二分法是在洋務運動之后發明的，在80年代我們把這一套話語重新發明出來了。誰代表了先進？西歐代表了先進；誰代表了落后？中國和亞非拉代表了落后。我們試圖以西歐或者美國為師，我們不斷要求加入那個世界的體系，在這樣一個坐標軸里面其實我們已經失去了中國視野和中國立場。

　　陳映真在上世紀90年代有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基本上就是討論這個問題。他站在亞洲的立場，批評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完全以西歐的立場為立場，或者通過西歐來認識中國，這是一個假想的中國而不是真實的中國，這其實是冷戰秩序之后西方強加給我們的自我認知，我們只有拋開這種自我認知才能找到新的方法論。什么是具有中國視野或者中國立場的文學批評，它不僅是個歷史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認識論問題，也是一個涉及到文學批評的方法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