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批評的原創與個性(傅逸塵)

　　在從事文學批評10年后的駐足回首中，我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惶惑與茫然，我無法確定我那歪歪扭扭的足跡是否在一條正確的路上，那不大的實績彰顯了何種價值與意義。未來呢？非但缺乏自信，而是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在遠處十分地招搖，將視野開闊至21世紀初年以來的中國文學批評，我似乎沒有發現它提供了多少新鮮的批評，理論與思想又何曾閃耀過它足以燭照暗夜的光芒？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界僅用10年時間就將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操練了，雖然不曾親身經歷，但它讓我懷想，我覺得那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真正的“黃金時代”。食之不化不假，沒能有效地參與到文學創作的具體進程中來，過于專業化與學術化而淪為某個狹隘領域知識生產的消費性資源也是事實；但卻比熟視無睹更有價值與意義，起碼我們有了一定的世界性“視野”，有了一種參照，因為正是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的存在，才讓文學理論批評在面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無數個高峰時不至于無地自容。

　　問題不是出在“拿來”，面對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文學時，我們長期持有的或者諳熟的批評理論與方法，已經無法有效介入文學現實。這種狀況至今亦不見明顯改變。上世紀30年代，魯迅在封建文化與現代文明你死我活的沖突中，主張既非被動地被“送去”，亦非不加分析地“照搬”，而是頗為“實用主義”地選擇性“拿來”。中國經濟近30年的高速發展又何嘗不是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結果？為什么到了文學批評這里我們一下子就縮手縮腳，僵化得如同木頭一般了呢？當下中國在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領域都在拼“自主知識產權”，而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似乎失去了創新的方向與動力，既缺乏世界性背景與格局，又不能深刻而獨特地進入文學現實，麻木與不知所云庸常地存在著。我的惶惑、自卑以及恐懼由此而生。

　　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說：“文學不僅僅是語言，它還是進行比喻的意志，是對尼采曾定義為‘渴望與眾不同’的隱喻的追求，是對流布四方的企望。這多少也意味著與己不同，但我認為主要是要與作家繼承的前人作品中的形象和隱喻有所不同：渴望寫出偉大的作品就是渴望置身他處，置身于自己的時空之中，獲得一種必然與歷史傳承和影響的焦慮相結合的原創性�！薄白约旱臅r空”當然是批評家個人化的理論和知識的儲備及批評的方法與領域，但這仍屬于“器”的層面，還不是構成偉大批評的重要因素，“與歷史傳承和影響的焦慮相結合的原創性”才是偉大批評的核心所在。中國當代批評家似乎無歷史傳承可言，因為中國古代文論與當代文學批評發生了本質性斷裂，批評對象與話語體系也處在了一種風馬牛不相及的狀態。據說上世紀90年代也有學者倡議轉譯中國傳統文論進行當下文學批評，但時過境遷，中國傳統文論所闡揚的理論與觀念與已經進入大工業社會、信息化社會的文學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連對話的可能都沒有�！坝绊懙慕箲]”又在哪里呢？對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的追逐早已擱淺，文化批評也只是熱鬧一時，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似乎沒有需要擺脫的大師存在。21世紀初年以來的中國文學徹底地“現實主義”化、“故事”化，批評還需要什么方法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要說對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食之不化，就是化了也無用武之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已經處在一種“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尷尬境地。

　　“與歷史傳承和影響的焦慮相結合的原創性”源自一種對文學與社會個性化的認知與體驗，一種現實與歷史交錯的復雜的生命困境，這一點正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所匱乏的思想氣質與批評背景�？ǚ蚩ǖ男≌f所揭示的20世紀人類異化的處境與“現代人”的困境便源自他自身的生命體驗與氣質，他少年時代的“壓抑與恐懼”，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擺脫的生命的困境，這便是尼采曾定義為“渴望與眾不同”的隱喻。魯迅兒時因家庭變故而致的生活困頓與后來面對的殘酷現實和歷史文化的困境，導致他畢其一生而致力于社會與文化的批判，他的思想與精神之所以能成為20世紀中國的“民族魂”，顯然基于與卡夫卡的“隱匿”相反的戰斗氣質。個性化的認知與體驗以及生命困境不僅對作家極為重要，批評家也同樣需要，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面對復雜的現實與歷史的擠壓時發出真正的“批評”之聲。

　　當代中國的批評多數是書齋里的批評，對話的是文本，并不能真正地觸及更廣泛的社會。他們更看重批評本身在文學場域中的價值與意義，學術性、學理性成為評價文學批評的標準，而文學批評與國家、民族、時代、社會、現實、生活等文本之外的存在則越發遙遠與隔膜。批評家對理論、對知識、對文本的興趣遠遠超出對人、對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對復雜社會現實與繁復日常生活的探究和體認。雖然自身的知識積累不斷增長，但是生命經驗卻停留在某個地方，無法跟知識相匹配，所以文學表述是無法穿透時代的。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需要批評家獨特的觀察、認知并概括這個劇烈變革的時代的本質，置批評于個性化的生命困境之中，真正表現出批評家的批判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