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使鄉土的“肉身”更真實(謝有順)

　　《老生》從二十世紀早期，一直寫到現在，寫了中國近現代百年史四個時期的四個故事——革命、土改、“文革”、改革開放之后。故事還是發生在陜西南部的山村，前后寫了幾個時代的變遷，把國族的命運與個人的命運相結合起來寫。四個獨立的故事，以一個唱師的角色串在一起，既是散點透視，又有內在聯系，這種寫法，或許在文學史上并不新鮮，但對于賈平凹而言，卻是一種創新，因為他開始在小說中處理真正的歷史經驗了。從之前只寫一個月、一年的事情，到現在寫百年史的中國，這不是簡單地把時間拉長，而是包含著作者的一種寫作旨趣，他大概想暫時從現實中跳脫出來，看遠一點，從而為人和村莊的命運變遷找到新的觀察視角。

　　賈平凹在《老生》中坦誠，“我有使命不敢怠”，為了使鄉土的肉身更為真實，《老生》仍然不惜對現實、對日子做著社會學意義的忠實記錄——這種寫作變化，從《秦腔》就開始了，但很多人并不認同，也不能完全理解。讀完《老生》之后，這個問題或許就明朗了：當鄉土的現實形態無可挽回地在潰敗，文學面對它的方式，真的只能限于審美或悼挽么？文學是否也可以對現實進行記錄、勘探、考證、辨析？借由記錄和還原，有沒有可能觸及到更為內在的鄉土真實？《秦腔》之后的這十年，賈平凹的寫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旺盛期，同時也創新了鄉土文學的寫法——《秦腔》仿寫了日子的結構，以細節的洪流再現了一種總體性已經消失了的鄉村生活；《帶燈》貌似新筆記體，介于情節與細節之間，疏密有致，小處清楚，大處渾然，盡顯生活中陽剛與陰柔、絕望與希望相交織的雙重品質；《老生》則講述了經驗的歷史，把物象形態與人事變遷糅合在一起來寫，進而呈現一種現實的肉身是從哪里走來的。

　　這個探索是有意義的。尤其是寫到鄉村的現狀，當下的中國文學，幾乎采取的都是現代化對鄉土固有的美和安靜的傷害，《老生》中也是如此，現代化一來，經濟結構一發生變化，倫理、道德就坍塌，人心就潰散。這就是村莊必然的命運么？村莊就不配享有現代化，現代化所帶來的就必然是一場災難？

　　千百年來，鄉村一直是中國的根基，它的過去幾乎是靜態的，生活、生產方式一成不變，倫理結構也古老、穩固，進入二十世紀之后，各種觀念紛至沓來，各種變革也輪番在這里實驗，但鄉土的命運卻不僅沒有變好，甚至還顯得更加晦暗。它的沉實和美正在消失，而自身的惰性和痼疾卻正在生長；加上政策的多變、基層的胡來，鄉土中國的地基已經松動，一些偉大的鄉土品質正在死亡。孟德拉斯曾經這樣分析農民、農業的消失，“與其說是由于經濟力量的作用，毋寧說是由于把并非為農業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決策運用于農業�！边@個看法或許是一種社會學的理性分析，但對文學寫作未嘗沒有參考價值。過去我們在講述鄉土中國時，總是從倫理、審美的角度去寫，無非是表達一種令人心疼的美，一個質樸、自然的世界的消失，但鄉土中國的困境真的只是審美的潰敗或現代化對自然的掠奪么？造成鄉村衰亡的原因真的是如此單一么？如果只是把鄉村當做審美的對象，或許很容易就會得出這個結論，但如果看到鄉村是一個復雜的經濟體、生活體，我們就會發現，鄉村的變化，不僅是審美意義上的變化，它也是生活方式和價值方式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具體的，它需要有實證意義上的細節、場景作為支撐。甚至可以說，要寫出這種變化的實質，社會學意義上的調查和審美的悼挽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

　　正因為如此，賈平凹的《老生》，包括他之前的《秦腔》、《帶燈》，我認為對觀察中國鄉土現實的變化，有著特別的意義，這不僅在于他呈現出了中國鄉村的世情、世貌，更重要的是，他也回答和思索了孟德拉斯式的疑問——政策和制度的不合身，甚至失誤，對于鄉土的潰敗，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鄉土問題的復雜，尤其是現代化侵入以來，單從文化和鄉情的角度，已經很難全面解讀鄉村的變遷；而賈平凹的寫作，除了文化和鄉情的關懷，他還描寫鄉村的經濟活動，呈現“并非為農業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決策運用于農業”之后的現狀，這是一種更為有效的現實感？這種現實感，在當下中國的鄉土文學作品中，是非常匱乏的品質。它看起來是很不文學的，但它又是文學必須面對的另一種堅硬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