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消失”的焦慮及可能性(房偉)

　　■主持人的話　　

　　“非虛構“作為近幾年重要的文類和批評概 念，其背后攜帶的是豐富的文學動能，體現了中國當下現實與文學寫作之間的直接關聯，即，現實本身雖然是一只看不見的手，但它無時無刻不在形塑和推動著我們 的寫作觀念和文學想象力。當上世紀80年代已降的“虛構”逐漸乏力之時，“非虛構”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構了我們的文學版圖，雖然正如房偉文章所指出的，它本 身亦問題重重。

　　——特約主持人  楊慶祥

　　“現實消失”的焦慮及可能性

□房  偉

　　新世紀以來，“非虛構寫作”已成為文壇的焦點之一。而“非虛構”概念，既來自西方的橫向移植，又有文學消費的類型化影響。它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 有其必然性，也面臨一系列問題。非虛構寫作與現實的關系是這些問題的關鍵點之一，只有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才能理解中國非虛構寫作的特殊性和內在困境。

　　一是文體的自由與模糊。中國的非虛構寫作產生以來，不僅有紀實風格的小說被歸類于此，且自傳、回憶錄、歷史散文、社會調查等都被歸于“非虛構” 行列。西方的非虛構文學誕生于文學筆法與新聞材料的深度結合，而中國的非虛構則更多表現為文學家對現有文學體制的“現實”問題的焦慮與不滿。虛構和非虛構 的二分法，其實暗示著“現實主義”寫作方法的失效。它的重點在“虛構”，以虛構與否來指認文學的現實性和想象性。王安憶認為，非虛構有一種現成性，它已發 生了，人們基本順從它的安排，無條件地接受它、承認它，對它的意義要求不太高。它放棄了創造形式的勞動，也無法產生后天意義。虛構的意義則在于它的“形式 性”，在于虛構就是在一個漫長的、無秩序的時間里攫取一段，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非虛構最大的好處，在于取消“現實主義”概念背后的意識形態。而最大 的壞處則在于，無論是個人化回憶錄、自傳，還是社會調查和社會問題小說，在客觀化呈現中，主觀批判性被弱化了。中國的“非虛構”概念興起說明了文學虛構和 寫實能力都出現了問題，而需要新文體來緩解危機。美國作家多克托羅認為：“已不再有小說或虛構文學，只有實實在在的敘事�！比欢�，如果因此斷定虛構藝術在 中國的死亡，或僅把“非虛構”作為紀實文體在消費社會的變種，則會大大降低它對中國文學的實際作用。

　　二是對中國目前非虛構文學性質的認定。中國的非虛構寫作與西方有相似之處，如對現實的焦慮，但也存在差異�？úㄌ氐摹独溲�》是一種“后現代”的 焦慮，即在物質繁榮和民主發達的國家，人們找不到“確認自我”的方式，走向了極端虛無和毀滅。貝利的“無因”殺人大致可歸于此。有沉重歷史記憶的中國，其 非虛構的內在訴求主要不是對后現代的人性拯救，而是通過對現實的訴求，以個人化姿態，“詢喚”出一個自由、民主、現代的“中國形象”。因此，它依然具有 “不可回避”的意識形態性。如“社會調查”類的非虛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不僅表現了凋敝的鄉村令人震驚的現實，也展現了知識分子的深切思考、拯救的激 情、內心的彷徨困惑，帶有“體驗、介入和行動”的文學活力。以“小鄉村”對應“大中國”，也暗示了作者試圖展現“鄉土中國”如何實現現代轉型的敘述努力。 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以“中國”的大視角思考“傳銷”對中國的沖擊�！八帯笔鞘裁�？是慕容雪村說的“常識”，也是一種“魯迅式”啟蒙意象：“缺乏 常識，沒有起碼的辨別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錢什么都不在乎……這是傳銷者的肖像，也是我們大多數人的肖像。傳銷是社會之病，其病灶卻深埋于我們的文化之 中”。又比如“回憶錄類”的非虛構，齊邦媛的《巨流河》是典型的“家國敘事”，它背后有“兩岸統一”的文化想象，作家以個人化視角來達到“非個人化”的， 或者說“民族國家”化的想象。此外還有小說類非虛構，如喬葉的《蓋樓記》；“自傳體”的非虛構，如韓石山的《既賤且辱此一生》；“回憶錄體”的非虛構，如 劉亮程《飛機配件門市部》；“歷史散文”類的非虛構，如祝勇的《寶座》；“歷史紀實類”的非虛構，如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盡管囊括眾多亞門類，表 現形態也有差異，但“非虛構”的相同之處在于，都力圖通過真實的目擊、記憶、材料，來還原歷史或現實的某種真實形態，并深入思考民族國家命運與個人悲歡離 合的關系。文本敘事技巧上，中國的非虛構文本也體現了這些特點。例如，就敘事人稱和視角而言，中國的非虛構文學多以個人化視角，集中反映現代民族國家啟 蒙、人道主義的問題。如《巨流河》的主題是“獻給所有為國家獻身的人”，從巨流河到臺灣啞口海，還是講大中國的統一和文化鄉愁�！吨袊�在梁莊》和《中國少 了一味藥》具有知識分子的理性分析，而卡波特筆下的貝利和考科特的生活則更客觀、細節化，也更新聞化。

　　中國目前的非虛構文學，無論文體建設，還是內容方面，也存在很多問題。首先，文體意識的不足。有些所謂“非虛構文學”，只是追求一個賣點和噱 頭，其實并未擺脫“紀實文學”的影響，動輒長篇大論的議論，缺乏個人化的真情實感和血肉相連的體驗，距離非虛構文體在細節真實、科學性、客觀性的要求相差 甚遠，而人性深度則更難以實現。比較而言，卡波特的《冷血》則將文學的描述性和新聞的客觀細節性很好地結合，探索了普通人的社會悲劇的內在原因。他說： “我的目的在于用一切的小說手法和技巧來寫一篇新聞報道，以敘述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但閱讀起來卻如同讀一部小說一樣�！笨úㄌ貙�細節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態 度，在敘述姿態上則表現為高度的節制。例如，他寫道：“一挺零點七二九寸，推拉放射的鳥槍，全新，藍色的槍管，槍托上描繪著獵人瞄準飛雉的畫面，一只手電 筒，一把釣魚用的切魚刀�！蔽捏w意識不足還表現在，某些非虛構文學過分追求體裁的宏大性，一方面忽略從細部入手，處理真正的個人化體驗；另一方面也缺乏敘 事節制，忽略細節真實與客觀性的關系，似乎只有民族國家、國計民生的“大題材”，才是所謂“非虛構”，這其實是對該文體的誤解。非虛構寫作的民族國家敘事 特征固然是中國非虛構文學的特色，但這種特色必須建立在個人化的真實情感基礎之上，否則與傳統的紀實文學、回憶錄、歷史散文又有什么區別呢？在中國這樣現 代轉型期的龐大國度，無論討論農民生存狀況，還是深究一樁發人深省的人倫慘劇、一件駭人聽聞的社會事件，都有可能成為很好的非虛構文本。例如，去年發生的 “洛陽性奴案”，既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式的權力控制，也有經濟因素、扭曲心態等，中國的“非虛構”事件，其復雜性要遠遠大于卡波特的《冷血》。這些豐 富的題材，同時也顯示著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其實還有更廣闊的空間。

　　此外，在“反映現實”的勇氣和力度上，中國的非虛構寫作也存在著不足。王月鵬的《一個村莊的消逝》以親歷者的身份講述了發生在山東的村莊土地征 用和拆遷事件，既有對粗暴行政指令的憤慨，又有對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深層思考。作為一名基層公務員，一名有良知的作家，王月鵬的勇氣令人敬佩。其實，目前很 多非常有特點的真實事件，其敘事資源都被新聞所占用，而我們的純文學話語機制往往在日�；�、寫人性等敘事規定下對現實“視而不見”。無論農村轉型、土地流 轉、房地產、國企改革，還是傳銷、青少年犯罪、失業工人、醫患糾紛、污染、城管、網絡詐騙、養老、婚變、反腐敗、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現實問題，都急需比新聞 更具深度和廣度的非虛構書寫，但可惜的是，目前我們的非虛構書寫力度明顯不足，這也呼喚更多作家深入到現實生活中，以飽滿的生命激情與高超的寫作技巧，形 成對這些問題的“非虛構”反映。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將“非虛構”的資源局限于文學范圍內，而應廣泛汲取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問題意識、方法， 充分打開思想視野，在與不同學科領域的交流與碰撞中更深入地切入時代。

　　其實，“非虛構”與中國文學現實問題的糾纏在于，“現實觀”首先是一個現代的、被詢喚出來的意識形態。它是一種本質論訴求，有寫實、線性時間 觀、典型等一系列內在規定性法則。隨著世界的發展，“現實”越來越難以為文學所把握，表象真實后常有出乎意料的存在。如鮑德里亞所說，后現代社會對“仿 真”的心理需求，使欲望成為我們制造現實表象的符號生產�！胺抡妗辈辉俸同F實存在發生必然聯系，一切都變成了符號的自我幻想和自我刺激的循環生產。然而， 中國問題的復雜在于，這種“仿真”是和現代化過程對現實的要求并存的。一方面，很多中國大都市已進入了所謂后現代意義的仿真式生產；另一方面，很多人為了 基本的物質溫飽而掙扎在生存的邊緣。這種奇特的、扭結的現實，造就了中國非虛構文學面對現實時獨特的價值訴求。非虛構的出現，是對中國純文學話語機制的一 次強有力的“反思”。非虛構寫作為中國文學重返現實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契機，盡管今天的非虛構寫作并非盡如人意，但它畢竟給了我們文學的感動和力量，鼓舞著 我們邁向更美好的明天。

　　中國非虛構寫作的問題在于文體界定不明以及文體意識、細節內容等的缺乏。此外，在“反映現實”的勇氣和力度上，中國的非虛構寫作也存在著不足。 作家應該深入到現實生活中，以飽滿的生命激情與高超的寫作技巧，形成對現實問題的反映。另一方面，應廣泛汲取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問題意識、方 法，充分打開思想視野，在與不同學科領域的交流與碰撞中更深入地切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