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心中的文壇記憶(李林棟)

　　《文壇記憶》的作者周明最近告訴我：“沒有料到，今生做編輯工作竟至30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學》。這本以記敘作家、藝術家的生活與創作為主的散文集，正是多年來我同前輩作家和同輩作家朋友們交往的一些親身感受，一些片段記憶�！比缑绹�作家赫克斯科所說，“每個人的記憶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學”，然而積半個多世紀之功，已屆“夕陽”之年的周明欣然把他的“私人文學”奉獻給我們廣大讀者了。

　　在這部書中，他傾心盡力地把那些不朽的文學大師們一一推到了我們眼前。這些都是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熠熠閃光的名字：茅盾、巴金、冰心、葉圣陶、臧克家、艾青、丁玲、張天翼、陳白塵、曹靖華、吳伯蕭、趙樹理、柳青、張光年、李季、郭小川、楊沫、周而復、劉白羽、王魯彥、秦牧、馮牧、李凖、嚴文井、徐遲、柯巖、黃宗英、魏巍、路遙等。據筆者粗略統計，在《文壇記憶》一書中，周明記憶所及、筆下有神的現當代名家、大家不下七八十位，其中除前述群賢之外，尚有瞿秋白、柔石、肖三、沈鈞儒、曾志、于右任、沈醉等，還有藝壇精英沙飛、胡絜青、趙丹、王洛賓等，以及著名的港臺詩人、作家卜少夫、周穎南、犁青、柏楊、張香華、羅蘭、崔蓉芝等。

　　周明在《文壇記憶》講述了很多難忘的往事。

　　周明在《茅盾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寫道，1976年1月20日《人民文學》復刊號剛一出來，他就拿了5本新刊給相識于60年代初的茅盾先生送去。茅盾先生很高興，對他說：“喏，我還是《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呢！”他見復刊號的《人民文學》封面用的是毛澤東的手書，問周明這是什么時候寫的？周明告訴他是1962年4月寫的，這次是經毛主席批準第一次公開刊用。聞此，茅盾先生說，1949年《人民文學》創刊時他就請毛主席題詞。驟聞此說，周明喜出望外，立即求觀。茅盾先生慨允，轉身回臥室不久，即拿著一個大信封走了出來。于是周明始見毛主席一封親筆信有道：“雁冰兄：示悉。寫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毛澤東。九月二十三日�！边@當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說的“寫了一句話”，即后來一直被文藝界廣泛刊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題詞。

　　周明在《巴金一生最后一件工作》一文中寫道，1979年春天，巴金曾三次出國訪問。在國外耳聞目睹一些相關場館的過程中，巴金逐漸形成了在中國也要建一座“文學館”的念頭。經此后幾年的倡議與奔波，中國現代文學館于1985年在北京西郊萬壽寺正式成立。但這個地方曾是慈禧太后的一座行宮，既屬應予“文�！钡摹肮沤ā�，其使用面積又十分有限，故幾年之后便不堪其用。于是，巴老又不斷為此奔波勞頓，并于1993年親自上書中央領導同志，建議覓新址建新館。巴老當時稱這件事是他“一生最后一件工作”，“這工作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更有意義”。為此，巴老當時還做“三項決定”，以實際行動支持籌建新館工作，其一是拿出15萬元稿費做新館籌辦基金，其二是所有舊著再版時的稿費將永遠轉贈現代文學館，其三是將自己藏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部分全部捐贈給現代文學館。就是在巴老的鼎力支持下，中國現代文學館1996年終于在北京朝陽區的一塊相宜之地破土動工了。但是，當時最應該也最希望出席奠基儀式的巴老卻因病不能“光臨”了，他只是在一封賀信中又一次發自肺腑地說：“我希望：方方面面，齊心協力，快一點建好新館，拜托了！”后來，當中國現代文學館經幾年建設舉行落成典禮時，巴老也終未實現他要來“剪彩”的夙愿。但這一切都并未影響他要做好“一生最后一件工作”的大師情懷。如今，可親可敬的巴金老人雖然離開我們了，但他仍然時時刻刻與中國現代文學館在一起。在文學館大門上有巴老的手模，每個進入這座文學殿堂的人都可以和他親切握手；在展覽大廳里，不但墻壁上有巴老題寫的館名，還有“20世紀文學大師”的巴老專展；文學館的庭院里，還有一尊正在進行“隨想”的巴金銅像，栩栩如生，近在眼前。

　　周明在《冰心的幽默》一文中寫道，同冰心交談的時候，“她總有一些輕松、隨意的幽默，表現出她的平和與智慧”。例如，如果經常去北京西郊拜望老人家的周明因種種原因有一陣子沒去其家了，冰心老人一定會給他打電話說：“你怎么好久沒來了？就那么忙？要是你再不來，就只有瞻仰遺容了�！痹偃�，冰心老人是上世紀的同齡人，每年10月5日是她生日。每逢此日，周明和一些作家必要登門拜府給老人家祝壽。開始一直是奉上冰心老人最喜歡的玫瑰花籃，后來誰也沒想到，老人家“加碼”了：“要拜壽，就應當磕頭嘛！”于是，老人家92歲生日那一年，周明和吳泰昌兩人高高興興、認認真真地給冰心老人磕過頭后，她嘿嘿地笑著說：“好了，好了，起來吧！”然后又笑著說：“今天鄧友梅來也磕了頭。馮驥才來也磕了頭——可大馮跪在地下還比我坐著高。他個兒真高！”

　　周明在《一座大山倒了》一文中寫道，1975年《人民文學》復刊后，搬入北京東四八條52號辦公，正好對門的71號即是當時葉圣陶先生的家。于是他這個小編輯便和葉老先生這位“大編輯”有了工作接觸的可能�！爱敃r，葉圣陶先生已是83歲高齡的老人”，周明說，“我多次拜望葉老時，幾乎每次他都關心地詢問起編輯部近來收到什么好稿子沒有？發現了什么新作者？他的作品有何特色？等等�！比~老的這些問詢除了不斷激發周明做好自己編輯工作的動力，也不斷激發他對葉先生幾十年來是怎樣做好自己編輯工作的好奇，于是他逐漸進一步了解到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壇佳話：其一是，巴金的成名得益于葉老的發現與扶持。那是1928年秋天，時在巴黎的巴金在幾個硬皮本上寫下了他的處女作——中篇小說《滅亡》，并把它寄給了國內一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葉老看到這部作品后，立即決定在次年春季的《小說月報》上連載，并親自為它寫了內容預告：“《滅亡》，巴金著，這是一部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寫一個蘊蓄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庇谑�，年僅24歲的巴金從此登上文壇。半個多世紀以來，巴金對葉圣陶先生一直懷有深深的敬意。每次到北京來，他總要去看望葉老，向葉老問候。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例如茅盾也曾說過，《幻滅》的“催生婆”是葉圣陶，就連“茅盾”這個筆名也是葉圣陶的“杰作”。還有施蟄存、戴望舒、臧克家、李輝英、徐盈、子岡、胡繩等，或他們的處女作為葉老所發現、發表，或他們的代表作系葉老所推薦、推出，都曾甚得葉圣陶的“編輯”之益。如果有人問起葉老的職業，他定會回答說：“我的職業，第一是編輯！”

　　在《舉著生命的火把》一文中，周明說：“而我，從在大學讀書時起，就對文學史很感興趣”，因之，1969年底，當他與張天翼同在湖北咸寧一片荒野的“五七”干校又“同住一室”時，他的“記憶”派上用場了：“我何不利用這個寶貴的機會，向他虛心求教一些知識呢？！后來，我們的話題逐漸就轉移了。我問他的個人經歷，創作歷程，我問他的許多名篇的寫作動機和構思，我問他同魯迅先生的交往，我問他30年代文壇許多作家和作品的情況，等等�！薄�—于是，一篇關于張天翼先生的“私人文學”便儲之“記憶”并擇時花開了。

　　在一卷《文壇記憶》細針密線“為他人作嫁衣裳”中，我們很難見識周明自己的為文心跡。惟一的蛛絲馬跡也就是在該書后記中，周明有言“我沒有料到，今生做編輯工作竟至30多年”，當你進一步揣摸與欣賞這卷“私人文學”的藝術特色時，你不能不隱有一種公正的痛感。

　　是的，在《文壇記憶》中，確如識家范詠戈引王國維言有評：“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也確如著名作家石英曾經評價的那樣：“周明最經常和最拿手的當屬他寫人物狀貌、心靈軌跡、性格特點乃至不同人物身處時代與各自領域的精確定位�！边@些藝術特點，僅從周明那些獨具特色又深蘊華彩的文題中即可窺豹一斑，例如寫曹靖華的《水流云在百年情》、寫郭小川的《風定猶聞碧玉香》、寫李季的《人有盡時曲未終》、寫黃宗英的《插柳不叫春知道》、寫陳白塵的《歷盡坎坷無媚骨》、寫沈醉的《岸在北京》，等等。

　　周明對自己至今走過的漫漫人生路無怨無悔。他總是對自己從事的編輯工作滿懷興趣，他總是對自己參與的各項活動十分專注，他總是對自己身負的文學使命樂在其中。據我所知，在京城文學圈，現在還有這樣一段文壇佳話在悄悄地流傳：幾年以前，著名詩人雷抒雁還健在的時候，他曾于煙臺一個會中信筆寫下“打油詩”《送周明兄》：“胡子一刮，精神煥發。說過七十，好像十八。一邊落葉，一邊開花。人生至此，值啦值啦�！�

　　“值啦值啦�！眱H以此語為周明的“私人文學”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