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眾文化的幻象(趙牧)

　　何以會有一種眼光，總能繞到事物的背面，這是我每次閱讀張慧瑜的著述時都會不由自主地發出的感嘆。魯迅1922年底寫作《吶喊·自序》時，曾敘 及多年前在日本仙臺醫專觀看“幻燈片”的經歷，其間，因為感慨于看客的麻木而決計棄醫從文，這令很多人深信不疑，作為傳記資料加以廣泛征引，然而張慧瑜不 僅強調“幻燈片”事件的敘述性，探究了其中所遮蔽的目光，而且將之置放在復雜的語境中，拆解了背后多種權力關系的糾結。以此作為引子，張慧瑜開啟了對包括 魯迅在內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主體建構乃至自我消解過程的考察，而這一考察，就構成他《視覺現代性——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一書的主要內容。

　　在該書的結尾，張慧瑜又將目光轉向紅色影視劇。但與眾多評論家借助人道主義或人性論的語法給予熱情頌揚并重復著還原歷史的陳詞濫調不同，他發現 對革命敘事的消費性征用中資本、官方意識形態和大眾消費者之間的耦合。這一耦合看似在新的社會政治形勢下找到了處理革命歷史故事的有效方式，所謂的“主旋 律”也因此不再游離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之外。但在這個過程中，晚清以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啟蒙理想和一度蔚為大觀的人民主體敘事，卻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解構。這成為他的新書《當代中國的文化想象與社會重構》的核心問題，論證了國家、資本、市場是如何通過對特定歷史主體的詢喚而完成其新型主流共識重建 的。

　　從這里，或者有人發現張慧瑜學術路徑中的文化研究轉向，而我以為，作為一種方法的文化研究其實一直貫穿于他的學術實踐。在他的學術實踐中發現文 化研究的內核，應該稱得上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蛘哌@樣的表述充滿了某種吊詭，因為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甚或最大訴求，就是剝除大眾文化力圖傳達的統一 和諧的幻象，而在它們“順理成章”的假面中呈現意識形態的裂隙。羅蘭·巴特就曾有過類似表述，他說，大眾文化具有某種神話功能，而對大眾文化的語言作意識 形態批評和符號學解析，就是要深入細致地了解這一“神話的制作過程”。如果說羅蘭·巴特的“神話學”是用符號學和結構主義來解析廣告、電影、娛樂、時尚等 文化現象，捕捉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揭示種種偽造的“自然法則”背后的資產階級準則，那么張慧瑜的研究雖不能以“神話學”來概括，但其不斷游走于報刊、影 視、文學和常識之間，卻也無疑包含著在它們“自然”的外衣里，探究各種權力關系及其歷史脈絡的訴求。

　　或正因此，張慧瑜對于大眾文化的解讀充滿了歷史的縱深感。之所以關注新世紀以來的大眾文化現象，張慧瑜的目的顯然是對當下中國階層分化和重組的 現實作出回應。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國，眾說紛紜而又莫衷一是。張慧瑜也一再表示，無論是“盛世中國”還是“危機中國”，似都可以找到足夠的事例，而人的視點 不同，自然就決定了所見的迥異。有的人或許會徜徉于光怪陸離的都會景觀，有的人或許會注目于腐朽衰敗的黑暗角落，但張慧瑜的問題卻是，面對這個階層分化和 戾氣重重的狀態，大眾文化何以給我們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似乎不同的社會主體都能各安其位，而這其中資本和權力究竟是如何實現意識形態共謀的。正是 在這一問題意識下，他發現了主流意識形態對大眾文化的介入，以及大眾文化對歷史話語的征用，從而達到羅蘭·巴特所謂的把“歷史決定”與“自然事實”相混淆 的事實，結果，它既阻礙人們對于歷史的全面理解，又促使人們接受現實合理的假象。而張慧瑜的解讀，正在于還原其試圖遮蔽的歷史性，這無疑具有釜底抽薪的效 果，讓我們發現了歷史的顛覆力量。所以，立足于現實的分裂感受，回望歷史的復雜脈絡，就構成了他的文體風格。

　　然而，大眾文化神話的維系，卻并不僅依賴它對于歷史的排斥，其未來主義的指向也在這中間發揮了極大作用。這或者是羅蘭·巴特所始料不及的，因為 他解構大眾文化神話的重點在于歷史維度。羅蘭·巴特發現，資產階級通過利用小資產階級在報刊、新聞和文學作品中傳播種種去歷史化的表象，以實現其將現實世 界轉變成想象世界、將歷史轉變成自然的意圖。如此一來，資產階級不再被命名，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卻到處充斥，而在中間，小資產階級可能與資產階級的財富并 無任何關系，但它們卻收獲一種幻象，“從那一刻起，一個每月賺2500法郎的打字員，也在資產階級的盛大婚禮中看出了自己的特征和位置”。很大程度上，被 塑造成市場經濟消費主體和被想象為社會穩定中堅力量的國內中產階級(小資、白領)也分享著這一幻象，這從張慧瑜的大眾文化分析中就已得到證明�！百Y產階級 名稱的缺席不是一個虛幻的、偶然的、附帶的、慣常的或無關緊要的現象”，這是羅蘭·巴特意識到的，但他除了再現其歷史之外，卻對大眾文化何以形成幻象一籌 莫展。張慧瑜卻可能在齊澤克那里獲得啟示，發現這種幻象的心理基礎，是在于人們對前方不可能之物的欲望。

　　齊澤克曾指出，欲望在意識形態中具有極度的含混性，它常從正反兩個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它封閉了選擇的實際范圍，另一方面又維持著虛假的開放空 間�！斑x擇的實際范圍”，不僅包含著中產階級參與“資產階級盛大婚禮”的可能，也包含著農民工順利討到工資的可能，但這些可能，卻類乎一種“空洞的符號性 姿態”，因為它們貌似提供了一種選擇的機會，但這種選擇卻是注定不會發生的�？傆幸恍┮馔�，不但使得小資產階級無法參與“資產階級盛大婚禮”，而且使得農 民工不能順利討到工資，因為站在這些干擾背后的，其實是社會的結構性矛盾。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大眾文化對于欲望的倚重，而張慧瑜對于大眾文化的解讀，也借助了精神分析的理論資源。所以，他不僅能以回溯歷史的方式揭穿 大眾文化的神話，而且能在表面的文本和隱藏的欲望之間撕裂大眾文化的幻象。然而這卻可能讓我們被迫接受一種現實創傷：根本不存在什么開放空間，所謂偶然其 實都出于必然。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或還可抱著屌絲逆襲的幻想，以為終有“見證奇跡的時刻”。而在張慧瑜的論述中，也常出現“人們更愿意相信奇跡會……”之 類的表達，如今卻只能陷入前方一片空無的絕望。當然，還另有一種可能，亦即齊澤克所謂“超越幻象”，但要超越幻象，填平鴻溝，就必然觸及社會的結構性矛 盾，而迫使我們進入危險的領域。

　　(《當代中國的文化想象與社會重構》，張慧瑜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