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應容納更多敘述可能(王敏)

　　中國文學是一個大國的文學，民族眾多、邊界遼闊、話題多樣、視角多元，在新的時代背景與新媒體語境中，也應該能夠容納下更多文學史敘述的可能。既有的高校通行并謂為經典的文學史教材，在敘事編排上不外乎有“作為文學觀念演繹的文學史”、“作為時代肖像繪制的文學史”與“作為經典作者與作品推介的文學史”這三種敘事邏輯。如何在一個集史學觀、方法論、實踐論甚至閱讀史、接受史為一體的完備的系統中，完成一種新的中國“文學史”的知識生產，是新時期中國文學史修撰的重要內容。

　　文學本來就是一種綜合的藝術門類，新時代語境下，文學史觀從文學的綜合特性出發，抓住文學史生成機制的四個主要范疇，即文學作為媒介載體、經濟實體、社會機構(書院、電子書店)和藝術形式的系統，確實值得借鑒，也有利于社會實踐，是否應該把文學的藝術發展、進步與社會歷史的發展、進步放在同一個價值體系、同一種理論框架內？當然，當我們呼吁一種社會視野中的文學整體觀時，有這樣一種論斷認為，這樣容易導致文學藝術“邊界”的消失，進而可能忽略文學藝術自身的歷史存在價值和客觀發展規律。對此，我倒持樂觀態度，主張“讀屏時代”、“彈幕時代”里的大文學概念，一方面對簡單擴充文學研究邊界的做法高度警覺，另一方面對人為建構學科壁壘以及固守文學邊界的看法也持一定的反思態度。用整體觀去繪制新的文學版圖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思考文學的藝術精神與社會發展是否同步。新一代學人的成長環境、文學閱讀史是一個充滿媒體變遷、社會文化重新被修訂的時代，文學史作為知識體系、修養積淀以及價值觀示范需要與時俱進，適應新的閱讀者的閱讀需要與知識補給的需要。而且，這種重繪也意味著要對一種時代需要作出反應，即需要理解這個正在變化著、充斥著商品、廣告和影視的世界。

　　重新繪制新時期中國文學的整體知識版圖，需要我們能夠破除一定的學科壁壘，打通邊界，反思“邊界警察”意識，具備如下幾個問題向度。一是邊地視角。中國文學作為大國的文學，需要一種邊地與中心互為補充的視角，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存在一體格局中諸多的文化形態，要構建多元一體的文學史理論框架，需要有文學整體觀的思維指導，不但將各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還要突出各自所屬文化空間的特點。譬如完成一個中國當代多民族文學發展史的工作，實現一種共享的知識，以此體現民族、國家的完整文學格局，建構邊地與中心互動的文學史。二是文化格局。文學史當然也是經驗史、文化史、生活史與一定時期的風俗史。就中國而言，南北東西各個文化區域特點鮮明，發展也不平衡，東北、閩臺、西南、西北文化生態迥然不同，如何從中國統一整體的文化格局中去編寫、修訂中國文學史，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我特別希冀能夠看到一個具備“文化科學”史語境中的當代文學史，這使我們不僅能夠關注文學中的人學，也能夠關注到人學背后的文化學。三是社會視野。文學的本質是創新，每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都是從無到有的一個生產過程，創造性是文學的基本要求。文學史的教學長期以來主要側重文學創作思潮的興衰與文學發展的內在邏輯關系，雖然作品的分析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在文學史的時空框架中，作品的講析主要為了支撐文學史的觀點。如果我們轉換角度，意識到我們所培養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更多是從事文化生產、管理、服務工作等，我們將有可能為文學史的教學打開一個新的空間。

　　對此，我贊同許多學者、專家提出的“文學生活”的概念以及“超文學”的評價邏輯，這背后涉及的是社會生活中的文學閱讀、文學接受、文學消費、文學選題策劃、生產與消費等活動，也牽涉文學生產、傳播、讀者群、閱讀風尚，包含文學制度與文學創造力之間的關系等，甚至還包括文學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輻射情況。專業的文學創作、批評、研究等活動，廣義而言，也是文學生活，但專門提出“文學生活”、“超文學”這個概念，是強調關注“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或者與文學有關的普通民眾的生活，探討如何通過擴容文學研究的對象，進而擴大文學研究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