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是一個怎樣的“域”(何平)

　　唐榮堯的《月光下的微笑》是一本及時且現實的書，一本救補我陋見之書。唐榮堯寫的地理疆域是我至今未曾踏入卻一直心向往之的秘境。中國歷史上，自長安出發，無數次往西再往西的遠行，無論是將士、使官、僧人，其意義不僅僅是疆域的拓展，而且是文明播撒的旅行記。伊斯蘭文明從瓦罕走廊向東再向東的旅行是另一個方向的跋涉和征伐。不同的文明在廣闊的西域相遇、糾纏、融合、碰撞、沖突，迄今未有停止，這正是世界文明得以豐富的理由。必須承認，我們的文明或者文化是雜色的；也必須承認，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和交流既有溫情脈脈的包容，也有刀光血影的征服，而這正是唐榮堯的寫作前提，正因如此，我們說，唐榮堯的寫作是尊重常識的寫作。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疆域里，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地理邊界是無法回答和解決許多問題的。從族源的角度，西域諸民族各有自己的系譜，而他們的地理邊界在時間的流逝中不斷漂移改變，伊斯蘭教從傳入西域到播撒中國的疆域并且扎根，已經現實地成為想象和建構“中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化脈系。很多時候，當我們在談論中國文化“儒道釋”的構成時，我們竟然沒有意識到伊斯蘭教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參與，這是有違常識的。唐榮堯《月光下的微笑》是一種回到常識的寫作。

　　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參照系辨識和確認唐榮堯寫作的意義，包括他此前對西夏帝國持續10年的追尋？唐榮堯把自己的寫作命名為“為山河立傳”，他將自己安放在廣袤無邊的山河大地行走，在行走中觀察、追問、書寫，對湮沒的歷史進行打撈和擦拭——讓黯淡的重新恢復光芒，僅其立場和態度可謂孤絕卓立。但如果僅僅是立場和態度，有時也可能淪為一種道德劫持或者裝腔作勢的表態。在讀《月光下的微笑》時，我曾經確認過唐榮堯的“漢族”身份。唐榮堯并不把自己的寫作看作為某種狹隘的宗教教義的證明和代言，而是對更切實的“常識”的回答——伊斯蘭文明如何在異邦的土地上旅行、生根，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改變了什么？

　　從喀什到西安，《月光下的微笑》的地理疆域差不多是我們常常說的“西域”。這是不同文明的邊界，也是前鋒。西域是一個怎樣的“域”？這其實是一個曖昧不明的問題。西域之“域”，似乎一直糾纏著神話、小說、國家編撰史、宗教傳播史、民間傳說、探險家游記等真偽夾雜的想象和敘述，以至于當我們談論西域之“域”，面對的幾乎是一部唐榮堯所說的“發炎的檔案”。因此，唐榮堯首先是從“療傷”開始進入工作現場的，他的療傷是為了穿透歷史的覆蓋，對浩瀚的典籍進行整理。與此同時，唐榮堯更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大地上的漫游者、勘探者和思想者，面對大地上的人、風景、遺跡、傳說、儀禮、藝術和語言等，最直觀的就是那些和習俗相關，至今依然活著的底層日常生活。在唐榮堯重新書寫之后，我們發現，西域的這一切幾乎都是伊斯蘭文明塑造和改造之后的結果。唐榮堯細致辨識伊斯蘭文明對于不同“地方”的再造和扎根，這種再造和扎根，既有對先于伊斯蘭文明到達文明的改造，也有伊斯蘭文明扎根之后又被其他文明重新改造。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宗教、民族和地方等諸種力量共同塑造西域之“域”，這些生活有些已然是過去，許多則是從過去侵入到當下，以至于未來。

　　要洞悉這些，寫作者必須走出書齋，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山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內心去思考。唐榮堯做的是書齋里的學問家做的工作，也是書齋里的學問家做不了的工作，他的寫作及其文本對于當下中國的意義不只是在“文學”，人類學、民族志、宗教史、文明史等都可以從他的寫作中汲取營養。唐榮堯勇敢地說出常識和真實，將是我們伊斯蘭文明課的啟蒙書。像《月光下的微笑》這種基于追問和尊重常識的行走實踐的寫作，是一個大多數寫作者努力追求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