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批評氛圍需要各方共建(樊星)

　　一

　　對于文學批評的不滿，已經由來已久了。其實，真正的文學批評家是有自己的學術根基、價值尺度、是非判斷的，可為什么現在的批評常常給人以要么不痛不癢、充滿陳詞濫調，要么過度吹捧、難以服人的扭曲感？因此想起20世紀80年代，《文學自由談》雜志曾經倡導過的“罵派批評”名噪一時。那“罵”當然不是謾罵，而是批評家對作家直言不諱的批評。應該說，一直到今天，直言不諱的批評仍時有所聞，但比起此起彼伏的溢美之聲，還是顯得太少。另一方面，文壇上的謾罵、對罵也在網絡上屢見不鮮。原因何在？

　　一位批評家曾經告訴我，他為一位著名作家寫過一篇評論，主要內容是贊美。到了文末，也就該作家作品中的硬傷提了一句委婉的批評意見。沒想到就這一句批評引起了該作家的不滿。該作家因此發了一通抱怨，與這位批評家的關系也變得微妙起來。類似的事情文壇上常常有。即使有些“對事不對人”的批評，也常常會觸發被批評者的敏感，惹出種種匪夷所思的反擊來。那么，作家們為什么漸漸聽不進批評之聲了？是因為自我感覺太好？還是因為在這個廣告無處不在的年代，在這個大家一團和氣、見面彼此多說好話(而且常常是言不由衷的好話)的年代，作家也不能免俗，喜歡多聽到好話？尤其是，當圍繞名家之作的溢美之詞已經不斷升溫之時，那些小心翼翼的批評之聲是不是就顯得太“扎眼”了？另一方面，當批評家煞費苦心、不斷將溢美之聲推向新高度時，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這在無形中就傷害了批評的信譽？而當作家其實明知道批評家為自己開研討會就是“吹喇叭、抬轎子”時，他們內心深處對批評家的尊重是否會大打折扣？

　　一切都不言而喻。一切也都值得憂慮。

　　現在的文學研討會多。名家不必說了，新秀也急于嶄露頭角。也許，出于友情，出于面子，批評家在參加那些研討會時應該說幾句嘉勉之辭，但能不能不說“偉大”、“了不起”、“杰作”、“里程碑”之類過頭話？能不能在實事求是的分析與研討中重新彰顯批評的理性與常識？從杜絕過頭話開始，在理性的分析上下功夫，這應該是批評回歸正常的出發點。

　　另一方面，作家，尤其是已經成名的作家，多幾句或者少幾句贊美，多幾句批評之辭，應該無關大體吧。能夠聽得進批評之聲其實是胸襟開闊、虛懷若谷、為人謙遜、坦坦蕩蕩的表現。而聽不進不同意見，甚至一聽見委婉的批評就馬上變臉，其實是缺乏起碼的修養與風度的表現。如此說來，營造良好的批評氛圍，不僅需要批評家克服“多說好話”的庸俗心態，更需要作家從胸懷坦蕩、從善如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做起。只有形成這樣彼此坦誠相見、共同攜手前進的態勢，才可能進一步繁榮當代的文學創作與批評�？刹恢�道為什么，心胸狹隘、斤斤計較、黨同伐異、惡語相向的風氣在文壇上卻屢見不鮮。難怪，有的批評家就因為一不小心得罪了名作家而悲觀嘆息。有的甚至已經一賭氣淡出了文壇。這其實也大可不必。是非自有公論。只要自己的批評是出于文學的良知，只要自己在批評的寫作中體會到了發現的愉悅，夫復何求！就像蘇東坡《定風波》中寫的那樣：“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二

　　想當初，在極左思潮猖獗的年代里，“扣帽子、打棍子、無限上綱”的做法曾經助紂為虐，橫行一時。結果呢？“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皭河袗簣蟆�，果然靈驗�！拔母铩眽劢K正寢，以姚文元、“梁效”、“羅思鼎”等政治打手為代表的“大批判”思維也受到了歷史的無情審判�！胺N瓜得瓜，種豆得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是居心叵測的打手們應該得到的報應。按說，這樣的思維到了思想解放、氛圍寬松的年代里應該沒有市場了吧，可事實不然。當代文壇上有些“論戰”發展成為貽笑大方的“罵戰”，有些“爭鳴”淪為黨同伐異的“爭斗”，雖然不再像當年的“大批判”那樣充滿政治斗爭的火藥味，卻常常因為訴諸人身攻擊而令人不齒，同時也使人明顯感到另一種居心叵測——在大潑污水、盛氣凌人的對罵中，發泄出怎樣的乖戾氣、變態心！不同的文學觀念可以交鋒，不同的文學趣味可以爭鳴。但應該遵守起碼的規則：保持清醒的理性，尊重不同的聲音，展開平等的對話或者交鋒，而這一切，都必須在尊重對手人格的前提下才能進行。事實上，那些以謾罵、攻擊為能事的聲音，常常因為那份“作”態而在敗壞了文學批評的聲譽的同時，也給人以“肯定吃錯了藥”的可笑印象。

　　在一個思想解放、眾聲喧嘩的年代里，在一個不少文學愛好者、媒體對“吸引眼球”的興趣明顯大于研究問題的氛圍中，也有的批評者深諳此道：“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情緒化批評較之實事求是的理性批評，顯然更容易引起輿論的關注。因此惟恐文壇寂寞，絞盡腦汁，興風作浪，制造出一些此起彼伏的文壇泡沫來。這些言過其實、嘩眾取寵的批評與攻擊乃至謾罵意在“吸引眼球”，已是批評的末路。這樣的投機心態的結果常常是：在熱鬧一陣后，散作過眼云煙。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1980年代的文學評論。那時雖然偶爾也有寒流吹過文壇，但批評界的主流是建構。無論是重新發現那些被政治迷霧遮蔽的作家作品，還是認真地“重寫文學史”，或者是滿腔熱情地建構“文學的主體性”，都體現出當時的文學批評界百花齊放、積極建構的健康氛圍。那樣的建設性批評才是文學的正道。

　　三

　　近年來，關于如何開展健康的文學評論的討論時有所聞，很有必要。除了作家應該養成豁達的胸襟、評論界遠離不正之風以外，有關管理部門是否也應該吸取前車之鑒，以寬容的胸懷營造百家爭鳴的良好氛圍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有些作品，似乎不那么貼近“主旋律”，卻成為了有口皆碑的文學經典(例如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余華的小說《活著》等等)，然而，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白鹿原》被禁止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一直到小說出版近20年后才拍成電影；而根據《活著》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國際影壇獲得殊榮以后卻一直被禁止在國內公映。而事實上，這些作品的暢銷、長銷足以表明：文學作品即使有時偏離了“主旋律”，也沒有產生不良的社會效果。甚至，有時候那些倉促發出的“禁令”反倒促成了人們對那些被禁作品的好奇與追捧。正所謂“禁果分外甜”。尤其是在網絡已經十分發達、人們的思想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當今，一紙禁令反而為被禁之作起到了廣而告之的作用，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實。由此可見，對可能產生爭議的作品，聰明的辦法是積極開展不同意見的爭鳴，而不是簡單、粗暴的禁止。簡單、粗暴的禁止常�？赡墚a生南轅北轍的效果，而寬容的姿態才真正有利于文藝的繁榮。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文革”結束后文藝家們對周恩來總理的深深懷念，就因為他對文藝家一向關懷，做文藝家的好朋友，在政治高壓的年代里給大家帶來了難得的關心與愛護。還想到了近年來許多文化人對胡耀邦的由衷懷念，也因為他的開明、寬容的胸懷。這些事實都足以表明：文藝家們真心擁戴的，是與人為善、積極關心、扶持文藝的領導。

　　如此說來，開展健康的文學批評是一項有賴于各方共同努力的工程。被批評的作家、作為批評者的評論家，以及作為管理者的有關領導，都應該在當代文壇經過幾代人來之不易才爭取來的繁榮基礎上“更上一層樓”——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調整心態、同心協力，開拓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