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視角的多維性變奏(王鳳英)

——評周大新長篇小說《曲終人在》

　　周大新是不難了解的人，其宅心仁厚和謙謙君子形象在文學界早成座簽，創作成就尤其是近些年作品的出手速度讓眾多期待者耳目一新，溫柔敦厚的樸實文風與其為人處事遙相輝映。但這不意味著成為評價一個優秀作家全部的標準和概念，一個優秀的作家創作首先必須創新，必須超越自己。創新和超越需要作家的個性和清醒自覺，因個性并不可以解讀為對適應性的完全突破、既有格式的整體背離和有效敘事的自由跳脫，而清醒自覺則左右著作家從題材到形式對個人創作既有習慣和模式作全面的有意識的成功變軌。周大新新作《曲終人在》完成了在眾聲喧嘩的視閾下敘事視角的多維性變奏。

　　宦海沉浮，仕途功名，各種不確定因素和不為人知、少為人知、難為人道的隱秘性、神秘性決定了這是一個充滿變數的異域場景，也決定了作家試圖打量此類題材從而進行建構時，必須擁有生活經歷的底子或感同身受的心靈震動，才可能進入詭譎的艱難過程并順利摁下啟動鍵。但即使如此，倘若沒有合適的手法和才情管理個人閱歷和人生經驗，不過是眾多官場題材的又一摞紀實文字或者官場筆記。將官場以文學的名義勾勒其復雜難辨，自然不是周大新的原創，明清章回體小說成功的典范和當下暢銷書排行榜上的所謂官場小說(其實就是對官場眾生相的還原)，都有這種符號意義的文本。但將人稱代入近乎全景式的開闊視角進行敘事是周大新的新嘗試——周大新似乎通過《曲終人在》走向現實的最深處觸碰“零視角”紀實，他沒有把官場與看似不可通約的規則作為潛藏壓力的執行者、人性善惡的判官、心理畸變最大的刑場。本是一個為謝世的省長歐陽萬彤樹碑立傳的材料，“我”勢必深度接觸到事關高官的眾多采訪對象，有妻子、兒子、繼女、姑媽、司機、同鄉、保姆、前妻、同事、外甥、農民、模特、演員、總裁、工人等等，他們都從個人的視角或愛或恨、或反省或固執、或坦誠或隱匿、或回避或迎合，歐陽萬彤的形象也在這種混雜調門與亂象中得以壘起清晰的高度，事件的撲朔迷離漸被抽絲剝繭抵達真相，每一個人似乎都在以不同情緒看似觸摸實則丈量、撕裂歐陽萬彤的精神領地、思想高地。小說在同樣的時間、空間發生同樣的事被周大新以這種敘事方式進行了有效處理，盡可能以360度角對歐陽萬彤作了徹底的曝光與遮蔽、覆蓋與更新、撫摸與暴曬、接受與抗拒。正因為此，讀者的或獵奇或取經的心理漸漸退后，關注主人公命運的強烈情感參與進來，以達至頂峰，而“我”從現場一次一次的“走位”，恰恰給了自述者另一個“他述”的迅速打開模式，在觀察與講述別人時自己不自覺已成為了“被觀者”“被述者”，敘事的觸手伸出、縮回，縮回、伸出，每一個“我”的視線在拉近“他者”時同時放大和披露了“自我”�！拔摇闭f“他”，其實“我”也在說我自己，“我”說自己時，便是在說“他”。這樣的敘述奇異性構成了上下、左右、前后等等空間方位的多維性立體呈現，使個體被官場齟齬規則所劫持卻又一次次不得不做一個本著良知進行反劫持的強者，這顯然具備了中國傳統好官的基本特質，歐陽萬彤無疑是值得尊敬的一位。

　　好官自古以來都需要承擔更多的時代壓力和理想期望值，他們是人性矛盾最集中的承擔者、社會體制力量的劇烈調控者，如西門豹、狄仁杰、包拯、海瑞等等無一例外，都要從屬于歷史政治規劃和制度利益之間關系的斗爭，其中爭執、碾壓、修正、算計、陷阱、失敗、借力、遮掩、恐懼、報復等糾纏和觸目驚心的更替登場，均從歐陽萬彤這一人物身上附著、重現。更重要的是，他為官一任，驚險無數，因常人難以理解和無法理解的其中況味，他注定是孤獨的，這種孤獨的氤氳恰是對非正常官場生態生發的蒼涼感的焦灼，讓人立刻聚集當下的反腐形勢。歐陽萬彤給原市紀委書記汪茫滸說：“我們都是從權力臺階上走過來的人，我們都有體會，當你擔任一個單位的第二、第三把手的時候，你手中的權力還多少受點限制，一旦當了一把手，就基本上沒人限制你了。這不行，倘若不為它設定邊界，它隨時會膨脹起來，從而傷及自身，甚至把好人變成壞人，把壞人變成更壞的人�！焙殓娬鸲�，驚醒夢人，必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清醒何等必要。這恰是周大新關照當下、貼近現實的可貴之處，清醒探明官場權力和人性深層邏輯關系的深刻所在，基本可以斷定正是作家寫作的意圖給了小說文本的敘述動力。這也是我們很輕易感受得到真切的熱點敏感新聞事件在小說中鋪開的原點，從魏昌山、簡謙延到豐潤韻等等人物，都可以從新聞中找到對應。但新聞的熱與淺是顯而易見的，許多細節的呈現和挖掘僅有街談巷議和新聞高頻詞遠遠不夠，周大新的高明之處在于以文學的縱深性掌控著由“我”的近端帶動“他”的遠端、由“他”的長焦距放大了“我”的分解動作，盡可能回到新聞現場對事件真相作纖毫畢現地還原、抵達和層層剝離，文學的特長此時不錯地承擔了最重要的部分，從內在人文到外在敘述，勾勒、想象、對沖、強化、生長、聯想、補入等可逆與不可逆手段的交織，讀者便會不太困難地完成二次創作，達成心靈同頻共振。這是敘事視角多維性對新聞痼疾的平復與利用，免除了單視角敘事的同質化、扁平化夢魘。

　　當然，歐陽萬彤之所以能夠“平安著陸”，即使在殯葬時有那些不和諧雜音的侵入，卻仍在強硬地傳達與官場困境、悖論抵消下不竭的善意、神祗屬性，價值的確立與自我顛覆的較量在對黨的忠誠、國家的責任上，因信念、使命和人心所向最終抵御了權力風暴、灰色行刑。應該說這種陽光照進式的結尾不僅僅是周大新的一廂情愿，在于它完全能夠照得見當下正在節節勝利的凱歌光亮，在丑惡的鏡像面前正義必然翻轉，這是支撐人類進步和前進的必然的溫暖力量。所以，歐陽萬彤極為清醒自覺地認識到：“我們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鄉、縣級官員的時候，把為官作為謀生的手段，遇事為個人、為家庭考慮得多一點，還勉強可以理解；在任地、廳、司、局、市級的官員時，把為官作為一種光宗耀祖、個人成功的標志，還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級官員時，仍然脫不開個人和家庭的束縛，仍然在想著為個人和家庭謀名謀利，想不到國家和民族，那就是一個罪人�！迸c其說他在憂慮各級官員的心理雜質和精神污染，不如說這是他個人的經驗性認同、內心家國情懷和使命感的強烈外化。周大新用頗有力量和技巧的文學手段切入時代漿果的內核，讓汁液汩汩流出，或滲入地下化為養分，或壁立時代成為被反復提及的公序良俗。這是《曲終人在》一書寫作的匠心。

　　初讀時除了對它打破小說固有套路印象深刻外，其語言風格延續了慣常的周氏口吻，但更為精練和細致，讓我十分驚訝，他現在的寫法自在自如程度輕易解構了囿于題材需展示的官場復雜、晦暗性，這是周大新式的語言狂歡和趣旨，在小說中攻城略地、高歌猛進。

　　小說文本在充分展示敘事視角的優勢而呈現其多維性變奏方面是成功的，但這也會在打開人物內心和事件真相被層層剝落時過于關照細碎的部分，在某些新聞熱點的鋪陳和取舍上有迎合部分讀者的獵奇心理和市場需要的嫌疑，這是不容忽視的存在。